“纪宝成：市长市委书记孩子几乎不上职业院校”

纪宝成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大家都觉得说话很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离开。 心里看不到。 ”纪宝成，这个富有中国教育界个性、敢于直言不讳的代表人物是职业技术教育(以下简称“职教”)，也不由得展现出以往“纪大炮”的本色。

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职务11年后，纪宝成于今年2月担任了新的社会职务——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从国内一流大学校长就任管理教育的社会机构来看，纪宝成谈教育并不是“愤青”爆发了，他担任了原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快速发展计划司司长等的履历，注意教育 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采访。

教育重要的人的孩子通常不上职业大学

关于职务教育的重要性，这位人大前校长在《三个不可分割》中总结了各级官员的话: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离不开职务教育； 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新闻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离不开教育； 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教育。 “但是，最大的反差是人们不承认也不愿意送孩子上职业大学。 ”纪宝成说。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运用有关制度很好地处理了这一现象，许多地委书记、行署专家以及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都就读于中专。 而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如果想早点就业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就考中等专业学校，如果将来想考大学，就考普通高中。

“现在，市委书记、市长和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几乎没有上过职业大学，就连教育重要的人的孩子也没有上过职业大学。 ”纪宝成说:“教育成了‘平民教育’的代名词。 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大学是没办法的事。 ”

来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也印证了他的这一注意。 据统计，近三年来，高等职业学校88%的毕业生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 父亲、母亲是农民、劳动者的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80%。

“整个社会都必须反省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纪宝成说。

根据现有制度，年轻人“接受资本，远离劳动”

过去，一个八级工人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的待遇，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是崇敬和向往的职业。 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没有及时改革和赶上，现在年轻人越来越看重钱，想当白领，但不想当工农兵。

纪宝成将这样的社会风气总结为“胸怀资本，疏远劳动，轻视劳动者”。

三百六十行，出优秀人才，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对各种人才的科学评价，其跨越时空的价值不亚于《论语》的重要论断。 在现在的社会里，100行能打出冠军就好了，但是在其他领域好像出不了冠军。 纪宝成说:“不是就教育谈教职问题，而是要从改变不妥当的思想入手，从制度设计、改革政策入手。”

首先，在自古流传的观念影响下，社会不断强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异。 这从领导的话，到信息媒体，再到社会公众，总是在说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而很少谈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

其次，国家考试合格制度用“一根棍子”将教育打入底层。 中考时，要点高中、普通高中优先录取，其余的去中等职业学校； 在高考中，一本、二本、三本批次合格后，就轮到高等职业学校合格了。 长期以来，教育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第三，是教育毕业生就业的歧视性政策。 例如，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不允许职业大学毕业生参加，户籍制度不允许职业大学毕业生在大城市定居。

第四，人为阻断的职业晋升制度。 例如，职业大学的毕业生在公司工作后，从初级者到高级者，最高只能晋升为高级技师。 无论高级技师享有什么样的待遇和地位，都没有以下内容或不能执行； 从工人技师的职名序列转为技术人员、工程师的职名序列，外语考试杀你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可以聘请到职业大学培养高技能人才，人事编制制度不允许。

第五，教育投资缺乏制度保障。 以前我国对教育的历史债务比较多，这几年投入大了有所改善，但也是导师重视后钱多，导师少了投入很快就减少的确立。

“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交织在一起，一个工人几乎很难从最低层到达职业辉煌的顶点，谁想当工人农民兵？ ”纪宝成说:“这些‘莫名其妙’的政策制度为什么总是改革不充分，处理不好？ 到底是多次大体上改变制度，还是部门利益和垄断思想在作祟，处处刁难人！ ”

盲目追求晋升和高学历会把教育带入歧途

“我们在整理国家财政、人社、户籍等对教育不公平的政策制度中，必须深入探讨教育更加自卑的地方。 ’纪宝成这样说。

例如，在国内的高等职业学校中，“如果不能招生，国家就不会出钱”是很普遍的，招生不是质量，而是为计划服务。 一些高等职业学校已经下降到总分100分，80分的分录满了。 这意味着高考5门课的平均成绩在20~30分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 很多低水平录取的学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后，跟不上学习进度，三年后不得不降低人才培养标准，给予毕业。

国际上，任何教育模式都是“严进宽出”或“宽进严出”，从来没有像中国高等职业学校那样在招生中设置门槛，毕业不达标的“广进宽出”现象。 这种人才培养方法只会让社会看到越来越低的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将教育的“突破”之路寄托在晋升和学历上升上，进一步增强晋升的原动力。 纪宝成说:“如果把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理解为大学升学运动，就会将教育带入歧途。 世界上没有哪个小学办得好就办中学，哪个高中办得好就办大学的人。 ”

另外，国内法律规定高等职业教育为短期大学水平，大部分高等职业学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从中等专业学校升格为短期大学，现在不能像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10年那样，平均每3天诞生一所高等学校。 对于职业院校为3年制、4年制或5年制，社会并不太在意，而是在意教育培养的人才质量。

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要升学接受普通教育，职业大学必须各尽其职，各尽其责，学生个人学历上升之路畅通，需要努力和付出代价。 例如，高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可以以必须通过国语、数学、外语等基础科目的考试为前提进入本科。

“当前，引导教育升格的动力，一方面是社会评价机制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官本位的非教育政策因素在推动。 中职改为高职，行政等级由正处级改为副厅级； 升入大学，行政等级从副厅级改为正厅级，可以在地方上配备很多领导干部。 ”。 说到这些，纪宝成很痛心。

不处理政策制度层面的问题，光喊教育是多么重要是没有用的

“在深化改革、加快现代教师教育快速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必须摒弃官僚主义，深入基层，从思想、政策、制度、操作各个层面逐一梳理教师教育涉及的主要问题。 那些问题是省市一级政府可以处理的，那些问题需要在中央政府层面统一协调处理”纪宝成说:“不处理这些政策制度层面的问题，光喊空教育是多么重要。”

政府必须在政策制度设计上树立榜样，创造有利于教育健康快速发展的制度政策环境，发挥广大职业院校校长和教职工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不是去大学指导，也不是关注微操作技术方面的问题。

“思想上的变化需要一个过程，但政策制度的改革应该来得更早。 ”纪宝成表示，目前深化改革必须首先体现在政策制度上。 例如，推进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分类考试制度等。 其次，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说明这种人才培养是重要的、优质的。 第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推进教育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性，进而在社会上树立和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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