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埃及为何再度“革命”？”

年6月30日应该是新生的民主国家埃及最值得庆祝的一天。 这个国家历史上首次由全民自由选举产生，是在西方国家监督下被世界承认的民选总统就任一周年。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天，没有庆祝的烟花，也没有令人满意的香槟。 相反，更大规模的革命重新上演了。 相当于全国人口六分之一的全国一千四百万以上的民众走上街头，历史上第一次被民主手续、得到全民多数支持的民选总统穆尔西盯上，要求其立即下台。 接着，包括外交部长在内的6名内阁成员相继辞职，总统府和政府的发言人也冠以“冠”进行了说明。

就在这时，在埃及起着重要作用的军队向对此合法性毫无疑问的穆尔西发出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 如果找不到处理争端的方案，军方将启动自己的政治路线图。

但是，面对来自反对派民众和军方的强制性宫殿，穆尔西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不仅要求军方撤回最后通牒，还宣布将坚定地展示自己权力的正当性，献出自己的生命予以保护。 既不妥协也不威胁，全盘拒绝了要求下台的抗议需求。 穆尔西的支持者同样热情，“保皇”角度坚定，双方冲突频发，目前已有10多人死亡。 在阿拉伯之春两年后的埃及，政治冲突引发的危机正处于爆炸性临界点，全面冲突一触即发。 据西方媒体报道，埃及面临最大危机。

考虑到阿拉伯人民绝不妥协的民族个性——反对派拒绝了穆尔西的对话请求，这场革命的唯一方向只能是如鱼得水的彻底摊牌。 果然，最后通牒一过，军方立即推翻穆尔西，剥夺了他本人及其主要支持者的行动自由。 宣布不得离开埃及，占领电视台，包围支持者据点，暂时中止宪法。 面对这样的结局，事情一开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埃及各方保持克制，联合国呼吁埃及人通过对话方式摆脱危机的声明，就像不知人间冷暖的晋惠帝。

承认民主主义是普世价值的集团面对埃及这悲惨的一幕，恐怕真是无语了。 他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民众公然违反宪法，违反民主？ 大体上，上任一年了，自由选举产生的合法总统必须下台。 这些人难道不明白推翻有合法性的领导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合法的吗？ 不通过选票进行权力交接和他们过去反对的独裁有什么不同？ 何况，今天他们这样做，明天他们的反对派也像法炮制一样，成为了整个国家街头暴力和军方决定一切的政治制度安排。 虽说是，为什么还要进行选举呢？ 有人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投票吗？ 当世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埃及民众为军事政变而欢呼、狂喜时，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为埃及民主主义的死亡而欢呼吗？

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的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已经国家化的军队再次当政，敢于用最后通牒的方法威胁民选总统，却完全不把宪法放在眼里。 然后，军方就这样打了天下的大冷枪，赢得了抗议者的热情喝彩，庆祝军方和人民站在一起。 很明显，在没有宪政意识的国家，空有宪法有什么用？ 在这样的土壤里，民主主义可以如何工作？ 所以，在美国会发生政治上的争论，可以诉诸最高法院，但在埃及可能只能诉诸街头和军队。

承认民主主义具有普遍价值的人们感到脸红的是，寻求推翻民选领导人的运动和领导“第二次革命”的人们是资深自由派、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巴拉迪。 参加这一违宪运动的主体也是埃及国内的自由派。 巴拉迪积极呼吁军方采取行动。 也就是说，政变推翻合法政府。 上演了自由派亲自绞死民主主义的场面。

请想想自由派就是这样把游戏规则看得像小孩子一样的。 怎样才能指望伊斯兰主义者来保护呢？ 面对军方，自由派真的不明白吗，他们是把狼拉进来入室的吗？ 今天军队可以推翻穆斯林兄弟会，明天不是要推翻他们吗？ 虽然把民主主义挂在嘴边，但实际上没有民主素养和民主意识的伪自由派似乎不只是中国。

埃及的革命自然让人联想到18世纪的法国。 专制引发了革命，但革命的结果加强了专制。 宪政学家张千帆说:“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在文章中，他写道:“一次革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太容易走出革命的阴影。 ”。 这正好是今天埃及的写照。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自由派。 不是一直主张民主是处理不同政见的最佳方法吗？ 是解决社会分歧、进行利益分配的最佳模式吗？ 那么，埃及的现实是否否定了他们的普及呢？

当然，出乎意料的还有被称为民主捍卫者、出口者的西方。 政变发生后，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反对或谴责，过去选举一有争议，西方就纷纷吐槽干预，为什么现在却是完全不同的面孔？ 更夸张地说，美国不仅不反对和谴责，反而在最后关头要求穆尔西辞职。 政变发生后，cnn主持人通过电话采访了美国驻埃及大使，询问是否发生了军事政变。 这位大使竟然回答说“绝对没有”。 本来美国就肩负着推翻民主主义和出口民主主义的重任——前提当然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是华尔街、军火商人、石油巨头等的好处。 所以，《每日电讯报》评论说，我们向埃及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愿埃及拥有宽容、言论自由的民主和自决权。 但别相信西方能给你这些。 因为我们的领导人不能给我们自由，也在拦截我们。 我认为我们的政府为了他们的目的努力将原教旨主义强加给你们。 不要相信他们。

民主主义在埃及诞生后，产生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果实，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埃及不是最初，也不是最后。 但是，在民主主义独占一元话语权的今天，当埃及民主主义的悲剧再次鲜活上演时，还是震撼了世界。

引起这次民众大规模抗议的直接原因还是经济问题。 革命成功以来，埃及人经常停电和汽油不足，供水不足，物价上涨，失业率达到13%。 另外，社会治安持续恶化，甚至比不上革命前。 没有安全为什么会自由？ 无论什么制度，其共性似乎都是民生不顺，必然面临危机，面临合法性危机。 由此可见，任何制度的正当性都建立在业绩之上。

但是，埃及经济问题的责任显然不能归罪于执政仅一年的穆尔西。 让我们放眼伊斯兰世界。 除了石油国家享有高生活水平外，除了位于欧洲、进行了比较彻底的世俗化变革的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进入富裕国家。 这应该和伊斯兰文明和现代化的冲突有关。 政教分离、男女平等、商业化、尊重市场规则(如产业利润分配、银行收取利息)、宗教团体放弃占有土地等资源。

具体而言，埃及自身有其特殊性。 一个是，埃及95%的土地是沙漠，尼罗河两岸4%的土地上居住着全国99%的人口。 如果美国99%的人口也聚集在4%的地区，任何制度都救不了美国。 而且，埃及的人口在25年内增长了近三分之二，从1985年的5千万人增加到了今天的约8千3百万人，平均年龄达到了二十四岁。 人口的增长给住宅和粮食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埃及每年小麦总用量约一千二百万吨，其中半数依赖进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沙漠地形导致生活和粮食几乎全部依赖不断衰退的尼罗河。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严重的西方内需减少，旅游人数锐减。 到埃及的临时工减少，旅游收入下降，产生了大量愤怒的失业青年。 因此，埃及发生了以青年为主体的革命。 革命后的埃及，政局持续动荡，不仅外国游客持续大幅减少，对埃及的外国投资也相继出逃。 这绝对是雪上加霜。

二是埃及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走向全面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 包括提高税收、减少工资、降低货币价值、削减福利支出、电、油、食品补贴等政府支出，以积累资金增加投资。 这场由外来势力主导的改革曾经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债减少、外汇储备增加，但导致了严重的失业和贫富分化。 特别是埃及的粮食无法自给，这几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政府可以说减少了粮食补贴，火上浇油。 这个错误政策的结果并没有因为穆巴拉克的下台而消失，而是由于政局动荡而进一步恶化。

引起这次民众大规模抗议的深层次原因是世俗派和伊斯兰派的冲突。 也就是说，埃及将来是用伊斯兰宗教政治治国，还是用体现埃及多样性的世俗民主主义改造国家，这是一个国家走向何方的全面游戏。

埃及获得独立后，在军人执政的基础上走向世俗化变革的道路。 但是，这种世俗化基本发生在精英阶层，精英世俗化和大众不变的伊斯兰化成为埃及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结构矛盾。 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埃及，仅用18天就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 但是，在每人一票、选票同等的制度设计下，伊斯兰色穆斯林兄弟会自然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赢家。 革命发生时，它并不积极，但贡献也远不及在第一线斗争，高举民主自由旗帜的自由派。

穆斯林兄弟会出身的穆尔西在6月30日上台后宣誓就职时承诺要建立世俗、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但是，一年来，正如反对派人士呼吁的那样，他的政权不是为了埃及人民全体，而是要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建立伊斯兰统治的政权。

应该说现代化是所有文明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但是，与东亚儒教文明圈成功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被认为成功的儒教文明发源地的中国相比，伊斯兰文明中成功者很少。 其根本原因之一是，作为后来的国家，西方渐进的民主演化模式已经无法复制。

西方从民主主义萌芽到迅速发展成熟，没有经历数百年的漫长进化。 在此期间，经历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公民社会的形成、市场经济和法治意识的确立、成熟的政党政治、投票权的逐步扩大等。 但是，往后的国家往往是一步一步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市民社会”对民主主义极为重要，只有这样，意见不同的人才能给予合作。 埃及之所以对抗而不是妥协，也与世俗派、伊斯兰派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密切相关。 中国也有悲惨的教训。 1912年中国一夜之间建立共和制，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结局是复活、乱政、内战、军阀混战。 国家软弱加速了日本对中国的渴望，最终爆发了惨烈的八年抗战，国本几乎耗尽。 而且，亚洲四小龙和日本通过各种方法长期维持一党的政权，实现经济起飞后推进民主化。

另一个根本原因是前面提到的世俗化和伊斯兰化的张力。 目前，比较成功的只有伊朗和土耳其。 埃及、突尼斯、也门和利比亚以失败告终。 从军人、强者强行世俗化开始，到伊斯兰化通过民主化再次复兴，走过了几十年。 传说中东石油国家尚未破题，仍然是伊斯兰文化主导一切的社会。 如果石油资源枯竭，发生“能源诅咒”，结局可能不如今天的埃及等失败国家。

土耳其使用的文官，是军人发挥世俗化保护力量的作用，如果民选政府过于倾向伊斯兰化，就会不惜军事政变的介入，回归世俗化色彩。 但是，随着伊斯兰色彩浓厚、政治能力优越的埃尔多安的出现，这一模式显然已经接近尾声。 他不仅利用政权成功带来的高威望平定和肃清了军队，还利用民选合法性，强硬镇压了反对抗议的民众。 取得这一决定性胜利的埃尔多安，在修改宪法后，获得总统权力，继续统治土耳其，成功转向伊斯兰化。 那时，民族英雄凯末尔开创的土耳其模特将于寿终正寝。

伊朗一方面接受西方多党选举制度，另一方面被称为中东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因此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由伊斯兰教法学者负责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宪法监督委员会。 虽然最高领导人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他是伊朗宗教和中央政治最高领导人和伊朗军队的最高司令，并终身任职。 伊朗最高领导人在由86名伊斯兰神职人员组成的专家会议上按照宪法选举、监督或罢免了最高领导人。 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否决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法令，筛选政府官员，罢免不符合伊斯兰教的官员。 这种神权统治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伊斯兰共和国”至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 可以说是介于完全世俗政府和完全神权(正统伊斯兰教)政府之间的中间道路。 也可以认为是纯粹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世俗政权的融合。

目前，伊朗模式比较好地处理了世俗化和伊斯兰化的结构性矛盾。 伊朗一直受到西方的敌视、压迫和渗透，但其稳定性总体上超过土耳其。 在土耳其面临前所未有的民众抗议时，伊朗顺利结束了选举。

从现实的角度看，伊斯兰教已经是伊斯兰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方通过宗教改革走向世俗化的道路不适合今天的伊斯兰文明。 伊朗被誉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但其创始人霍梅尼从自身国情和文化出发，可以建立前所未有的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相融合的制度模式，显然值得西方文明之外的所有国家借鉴。

他山的石头可以攻击玉。 埃及活着的教训、伊朗和土耳其的不同表现提醒中国，在历史赋予的条件下，顺应国情、走自己的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当然，这个道理既是“知道难”，也是“做难的事”。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先学美国，后学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没有成功。 只有三十五年前走出改革开放的道路，才能复兴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 目前，各界正在进行热议政改革，但儒家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不能从根本上放弃，对道德、责任、秩序、社会人情、集体的重视将永远远远高于自由、人权、法治、个人主义等西方价值观。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不能和伊斯兰文明一样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

有人将中国政治制度的革新与伊斯兰世界独一无二的伊朗进行比较。 在现代立法和行政框架之上有常务委员会制。 暂且不论这个比拟是否妥当，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个制度的生命力和卓越的表现。 如开头所述，所有制度的合法性取决于其业绩，也就是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这里，让我们引用不久前世界贸易组织董事帕斯卡尔·拉米在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杂志采访时的评论。 邓小平1979年决定经济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表现出了许多优点，中国是40多年来经济行业最不犯错的国家。 拉米解释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基于孔子的君主理念，首要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40年中大幅减少。

当我们看到埃及相继陷入革命时，不应该感谢中国的正确选择吗？

穆尔西反对派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集会进行抗议(照片是加在注意者网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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