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三中全会将是“第二次改革””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原标题:二次改革必须从行政体制改革中突破

行政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硬骨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将会有什么样的大动作？ 改革必须从哪里破门，突围？ 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

记者:李小龙，陈小雁

行政体制改革是二次改革的核心

记者: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认为，深化改革是途径之一，也是社会共识。 你认为这次三中全会会在那些方面取得改革的突破吗？

汪玉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改革的转折点。 我称之为第二次改革。 有两个理由。 一是因为目前的改革已进入战术转折点。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开展各项改革，但越往后，经济改革对其他改革的拉动越来越困难。 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更为重要。 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正在迅速发展到现阶段，改革的内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大盘行为改革中的重要选择，通过政治因素改革推进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是当前的构想。

二是以前流传下来的快速发展方法已经接近尾声。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反映在快速发展方法的转变上，突出表现为低价的金钱出口战术、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资源环境的采用方法、收入分配中劳动占比的下降和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正在迅速进行，但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这些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几乎都与政府自身问题有关，改革难深入也与政府自身问题有关。

所以，现在的改革必须从政府自身开始，只有这样才能为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而度过十空之间。 这是第二次改革的核心，一旦启动，其影响将不是一年两年的，而是漫长的。

但是，不能光靠政府改革来推进经济改革，必须促进政治要素层面的改革。 加大反腐力度，加强司法改革，保证司法公平，改变作风，加强执政党自身改革等。 只有认清这一改革内在逻辑的结构性转变，我们才能真正掌握改革的主导权。 此外，十八大以来，司法审判体制改革整合了反腐败体制和机制，贪污官员纷纷落马等政治因素层面的改革也随之开始。 例如严格执政党，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冷酷执行； 而改变工作方式表现在取消特权、减少外出、严格控制三公的费用等方面。

改革的思想基础各当事人的优点是获得最大公约数

记者:政府自身的改革就像用刀割肉一样，阻力必然不小。 你认为第一个阻力是它们吗？

汪玉凯:政府自身的改革每进一步都不容易，其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有一点，观念改革很难创新。 由于政府一直很强势，变革必须面对以前流传下来的观念制约二、部门的好处太严重了。 改革会影响相关部门的切身利益，容易受到阻碍三、自身改革不能实行。 过去，我们的改革大多是改变社会，改变人民，比较容易。 例如，暂时停职者的分散、医疗制度的改革、减少人和增加人等。 但是，这几年，政府自身相关的行政体制改革面临很大的阻力，三公的费用、官员的财产公开、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等，都不太容易推进。 这些改革直接动了政府的奶酪，所以不容易。

记者:改革阻力这么大，所以你最近在文案中说要建立全面改革的思想基础。 这是否意味着目前对改革存在认知问题？

汪玉凯:目前，我国有四大风险。 一是经济风险，也就是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 过去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接近9%，但目前不可能保持高增长速度，经济基数越来越大，而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突出。 二是社会风险。 也就是说，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领域差距逐渐扩大，各种机会分配不均，既得权益的灰色权力、当权者的资本等，扭曲了社会优势的结构。 第三个是信任风险。 也就是说，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履行对人民的承诺，各种社会保障不充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四是政治风险，腐败需要得到比较有效的遏制，让民众产生希望，聚集人心。 这些危机决定了我们只能继续深化改革。

重构改革的思想基础，关键在于协调各方利益，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最大公约数，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从过去的改革经验来看，1978年改革开始时，前提是寻找思想解放、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这一思想得到解放，为中国人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最大公约数。 当前，中国的改革又到了关键时刻，需要构筑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在目前的利益格局下取得最大公约数。

向既得权益开刀最难突破的是当权者利益集团[/s2/]

记者:那么，你所说的二次改革，具体应该从那些方面突破很多阻力呢？

汪玉凯:突破口有两个。 一个是行政审查改革，另一个是对既得权益层的改革。

在政府自身的改革中，转变政府职能是其核心，其中最重要的是放权。 十多年前，国务院仅有4300多项审批权，由政府监管过度，市场不太容易发挥作用。 经过6次行政审批改革，国务院现有17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明显过多。 在简政放权不够、市场门槛过高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如果依然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社会组织没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社会组织也不容易承担社会赋予的责任。 所以，政府应该如何管理，把不该管理的东西拿出来，取得收纳平衡，需要勇气和智慧。 只有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激发市场与社会的活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才是良性过程。 新政府承诺在今后五年内将1700多个行政审查的一些事项再精简三分之一。

改革归根结底就是与既得权益集团进行斗争。 目前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有以贪官为主的权贵利益集团、以垄断公司为主的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领域为主的房地产资源利益集团三大类。 其中最难突破的是当权者的利益集团，我们现在市场经济最被权力扭曲。 如果没有对它们动刀的勇气，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进行。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 必须从制度上切断政府官员和商业活动的联系启动国有公司的改革，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打破制度上不合理的好处链。 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预测，国有企业改革有较大动向，优势分配有较大调整。 关于竞争领域，国有公司必须退出，不能主导。

记者:在经济界，上海自由贸易区备受瞩目，您认为政治界也有同样的改革大动向吗？

汪玉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改革本质上也是行政改革。 以前，我们决定公司只能做点什么，对公司设定了严格的限制。 目前，自贸区只规定了公司不能做什么，给公司留下了非常大的快速发展空之间，这对于目前的行政体制来说也是一个突破。 其实就像以前的经济开发区一样，本身就是行政模式的创新，现在的自由贸易区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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