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击日右翼势力谎言 中国公布45名日本战犯笔供 1天1个”

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之际，今天( 3日上午10点，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在国新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央档案馆在网上发布“日本战犯侵略中国犯罪供诉”的相关情况。 他说，向社会公布这些文件是为了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各种谎言，揭露日本侵略期间的暴行。

李明华说，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至1956年间，中国拘留了1109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最终释放1017名，对45名日本侵华战犯提起公诉。 中方将从今天开始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笔供，每天使用一人网络，45天结束。 目前正在整理未判决的1017名日本战犯的笔供。 整理这些庞大的文件后，也会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形式发布。

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郭研摄影)。

中方公布了45名日本战犯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根据《波茨坦宣言》，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动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负有战争责任的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审判了侵略中国的日本战犯。

李明华说，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至1956年间，中国在抚顺、太原都拘留了1109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和解放战争期间相继逮捕的140名。 苏联红军于1945年8月对日宣战后在中国东北地区被逮捕，1950年7月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969名。

1951年至195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日本侵华战犯的犯罪进行了调查，并与有关机构进行了起诉、审判的准备。 所有这些文件都留在中央档案库中。 1956年4月2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解决在押日本侵华战争罪犯的决定》，决定以人道主义精神歧视在押日本战犯，慷慨解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在押的1017名犯罪较轻、悔罪成绩良好的日本侵华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和立即释放，并对45名日本侵华战犯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诉讼。

据李明华介绍，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至7月分别根据在沈阳、太原起诉的45名战犯的犯罪性质，分4起进行了公开审判。

第一个事件是包括铃木启久、藤田茂等8名战犯在内的日本侵略陆军军人事件，1956年6月9日-19日在沈阳北公审中，分别积极执行侵略战争，对部下进行杀戮、强奸、逮捕、强占、焚烧、破坏，散布毒气，制造细菌武器等

第二起案件是富永顺太郎案，他曾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主事，1956年6月10日-19日在太原公审中，被判战争罪和特务间谍罪。

第三起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犯罪，以及日本投降后参加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组织，犯下其他罪行的日本军政人员事件。 包括城野宏等8名日本战犯。 这8名战犯于1956年6月12日-20日在太原公审中被判反对战争罪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罪。

第四起事件是指控制假冒傀儡政权掩埋的日裔高级官员和宪兵军官的事件，包括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战犯，他们于1956年7月1日-20日在沈阳公审，被判战争罪。

他们都是操纵伪满政权，制定和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侵略政策的主要分子，犯下屠杀、逮捕、酷刑、毒药、烧毁房屋、无人区制造等各种罪行。 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悔改表现，分别判处8至20年徒刑。 刑期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告人被俘之日起计算。 判决后，武部六藏因病假释回国，另有29人提前获释，截至1964年3月被判刑的45名日本战犯中，除1人死亡外全部释放到日本。

铃木启久:在侵略中国期间，仅我个人的记忆就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 烧毁和摧毁了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 那个实际数字相当多

铃木启久

李明华表示，中央档案馆收藏的这些侦查、审查、解决日本战犯的文件，首要包括纸、照片、实物、录音、电影五大类。 首先分为审问日本战犯的案件、日本战犯的罪证和实物文件、日本战犯回国后活动的文件等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审问日本战犯的文书。 日本战犯的文件由一犯一案组成，包括1109名日本战犯，这些文件有3000多卷。 其中包括侦查法律文件和认定案犯犯罪的资料和证据，各案犯的文件包括追究罪犯的受理书、侦查罪犯的总结意见书、罪犯的口供及其中文翻译、犯罪摘要记录、检举资料、起诉资料、犯罪调查表等

第二部分，日本战犯的罪证和实物文件包括被害人对日本侵略犯罪的控告书、说明资料搜狐问答资料等。 另外还包括日本战犯的肩章、领章等印章、日本侵略者制造细菌用的鼠笼和细菌弹片等。 法庭审判的录音、罪证的照片包括底板，包括管理、审判和广泛释放日本战犯的录音和电影《人道的慷慨》，以及广泛释放的日本战争罪犯

第三部分，日本战犯回国后情况的文件。 该文件以照片为主，主要反映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这些成员回日本后的生活以及之后到中国访问交流活动等。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是中国政府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到日本后，于1957年9月成立的民间组织，中归联的目的是让二战期间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犯下许多罪行的人，站在人道反省的立场上，反对战争，为和平与中日友好做出贡献。

李明华强调，日本安倍内阁上台后，公然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化的历史。 这是蔑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也是对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 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之际，中央档案馆从收藏文件中挑选了45名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包括原文、增补、更正、附言等和当时的中文提要，共附国家档案局网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只有真正铭记历史，以历史为鉴，才能使战争悲剧不再重演，使世界达到真正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李明华答记者说:“今后45天，每天发表一个。”

中央电视台记者 :我想知道中央档案馆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机发表这样的“日本战犯侵略中国犯罪供诉”，你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李明华:谢谢您的提问。 关于情况，我刚才介绍情况时说过。 新中国成立后，接管并关押了1109名日本侵华战犯，从1951年到1956年调查、侦查了他们的犯罪。 包括个人作出的笔的供应和审判口供等资料，特别认定了这些罪行。 这些文件都存在于我们中央档案馆。 1956年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分别公开审判了45名战犯，这些审判文件仍留在中央档案馆。 我们这次发表的这些文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都有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美化侵略战争，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势力。 我们决定在今年卢沟桥事变77周年之际，发表45名被起诉被判刑的战犯的亲笔供稿和当时的中文翻译。 目的是牢记历史，以历史为鉴，珍惜和平。 我们强调，牢记历史，不是让仇恨持续下去，而是以历史为鉴，放眼未来，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目前发表的这篇《日本战犯侵略中国罪行供诉》有哪些文案和优点？ 另外，中央档案馆今后在发表相关文件方面有什么安排？

李明华:这次发表的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供词包括原文、译文，并将提要翻译成了英语。 文案指出，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罪首是策划、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细菌武器、投放毒气、进行人体活体实验、屠杀资财、城镇破坏、强迫慰安妇、强奸妇女，和平居民大多是违背国际标准和人道主义基本情况的各种罪行，

中央档案馆一直妥善保管着这些文件。 目的有两个。 一是及时以各种方式公开这些文件，提供给社会各界加以利用，向人们展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而且，必须妥善保留这些文件，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采用。 为了很好地保留这些文件，我们收集、整理和鉴定了很多工作。 我们从今天开始公布45名战犯的笔供，每天上网一个，45天结束。 我们有1017名未被判决的日本战犯的笔供。 他们未经判决就被释放了。 在搜查起诉的过程中，他们都有笔供。 当时在做中文翻译。 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些文件。 发表这些后，根据我们的安排，数量非常多，我们会整理并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形式发表。 我们的中央档案馆收藏调查起诉、解决日本战犯的文件，光是战犯的笔的供给就可以告诉你将近20万页。

中国日报记者 :我听说一些战犯之间口供的复印件有差异。 也就是说，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如何？

李明华:我想回答的是，我们之所以公布日本战犯的手稿，是用扫描仪扫描放进去的。 原来是什么样子，不是加工、、复印版的形状，而是图像原来的样子吗，是为了表明这些笔的原件是这些战犯本人写的，是经过本人签名的。 不可否认。 然后，每个战犯的犯罪，不仅要依靠他的口供、笔供，还要进行资料的检举、指控资料、到犯罪现场进行现场调查、听取受害者和目击者的证言等广泛而详细的调查认证。 也就是说，综合相关情况，最后编制了《侦查总结意见书》，而且各战犯在侦查总结意见书后，确认了他的罪行，并亲自签名。 有的是他自己写的，有的是他亲笔签名的。 例如，武部六藏在每一页的总结上都有签名。 一共几十页由他自己签名，确认他的罪行。 一个是他为口供写的，我们调查取证，最后总结他所有的罪行，他签一页，最后附言。 我们据此起诉了这45名战犯。 另外，据此明确犯罪的性质、程度，最终决定对1017名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李明华:今天，我们在国家档案局网站上公布的第一个犯罪者的名字是铃木启久。 铃木启久在《侦探总结意见书》的后面亲自写。 把以上的总结意见书翻译出来让我用日语读了。 以上事实，就是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队的指挥官在侵略中国中犯下的罪行。 这些犯罪是我被提问时亲自供述的，同时看到其所有证据资料及其相关照片，翻译过来帮我阅读，我确认了这份总结意见书是正确的，符合我的犯罪。

而且，1956年6、7月审判这些战犯时，所有被告在审判的最后陈述中都承认了他的所有起诉事实。 例如战犯上坂胜“/s2/”犯下的罪行比起诉书还多“/s2/”，应该说犯下了滔天罪行。

战犯佐真之助说:“满洲事变以后，我参加了五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北至东北，南至扬子江一代广阔的地区犯下了各种各样的滔天罪行。

战犯上坂胜说:“根据起诉书，襄樊作战中犯下的罪行只是这些罪行的一小部分。

战犯长岛勤这样说道。 “我的罪行十分凶恶残暴，这已经是载入史册的无可否认的事实。 法庭审判公正，犯罪情节确定，但仔细进行了事实调查。

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证明并不是光靠钢笔的供给就被定罪了。

路透社记者 :谢谢你做开场白。 也听了这次日本战犯供述史实的发表。 我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打算发表其他历史上重要事件的史实和文件。

李明华:谢谢您的提问。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对档案的开放有法律法规的规定。 年1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 其中有关于档案馆里剩下的文件是如何公布的要求。 国家档案局和国家保密局专门制定各级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国家档案局自行制定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的管理范围和录取办法。 长期以来，我们的档案部门一直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些法律法规积极推进，积极实践进行档案开放鉴定。 此次公布的45名日本战犯的笔供，是我们在这方面工作的成果之一。 而且，我刚才提到的其他未被起诉的日本战犯的文件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政府公报记者 :这个文件以前公开过吗？ 发表之前有进行过删改和技术解决吗？

李明华:中央档案馆对这些文件以前出版过日本的侵略文件。 这次在国家档案局网站上公布的45名日本战犯的笔供，没有进行过删改解决，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虚化了被性侵犯的女性的名字。 这样做不影响文件的使用，保护当事人及其后代的权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档案馆向国内有关机构、学者提供过侦查审判解决日本战犯的文件。 此外，还向日本作家新景利南提供过战犯笔的部分原文，向中归联的继承组织抚顺奇迹继承会提供过战犯笔的部分等，也向日本相关组织和相关人士提供过。 中央档案馆出版的文件系列丛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件资料选集》，以及《历史回顾》、《南京大屠杀屠证》等这些书中，都有其他使用者利用这些文件出版的一点点研究和编辑成果，包括电影、图像都被起诉、判刑。 所以，我们也提供了我们出版的钢笔供应，但在网上首次发表。

日本朝日信息: 我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知道从今年开始除了中央档案馆以外，哈尔滨等各地方档案馆也有同样的一系列工作。 这些事业是在那些部门的指定或指导下开始的。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这些事业的？ 第二个问题是，今后，除了刚才介绍的战犯笔的公布以外，还有以下计划吗？ 第三个问题是，你们的这些工作要和谁比较公开，通过公布这些资料，到底是对谁发表这些消息，对安倍政府，对日本国民，还是对中国国民，对世界社会 第四个问题是，中日之间曾经有过一些努力。 就是通过历史专家的讨论来讨论和研究中日之间的历史。 但是，这次你们的实务不会通过这些努力公布。 这样的方法对中日目前的状况不是起到一点建设性的作用吗？

李明华:谢谢您的提问。 中国各级档案馆的工作是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所管理的档案，我认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目前有档案馆4000多个。 我们档案部门工作的基本职责之一是妥善保存和保护档案，使其长久生存。 因此，我们经过国家财政支持，目前正在抢救和保护中国1200万属于国家要点档案范畴的档案。 急救和保护形式包括档案的裱糊、数字化。 二是鉴定、编目这些文件，看能否依法开放。 另一方面，开发利用档案资源的新闻。 这些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是任何具体指定的，而是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档案事业的基本作用，这是我们必须进行的事业。 并且，这些年来，以中央档案馆为例，开发资料资源，整理藏书，以各种形式向外部提供我们的资料。 有人由我们自主公布，有人向社会各界包括专家学者、相关部门提供。 这是提供利用的两个方面。

对我们自己来说，例如在战犯审判的文件中出了一点系列丛书和画册。 我们还拍了电视文献特辑电影。 每年都拍。 此外，还将向各界提供利用，如用于日本的相关个体和民间组织等。 所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公布文件，开发档案新闻，为各界提供利用。 包括日本侵华战争中形成的档案利用是我们档案部门的基本责任。 而且中国的很多档案部门都有日本侵略战争的档案。 其中，有日本侵略中国时自己制作的当时无暇烧毁、破坏的。 例如，众所周知的今年吉林省档案馆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发表了急于摧毁的文件，但也有来不及就埋在地下的，是50年代进行建设时发现的。 虽然我们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档案馆也有一些文件，但我们姑且将其命名为纸灰文件。 为什么叫纸灰文件？ 燃烧的东西也提不起来了，是日本自己做的，只是用玻璃板夹着，有时底部会看到黑色的字是白色的字。

另外，我们档案工作者开发、公开、利用档案是有计划的，每年都有计划。 而且，我还在想今年公布的日本45名侵略中国的战犯的罪行被供出时，什么时候公布，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期公布是有意义的。

新京报记者: 正如刚才李馆长所说，前段时间吉林档案部门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日本侵略犯罪的档案，其他档案馆也有这些档案。 因为今天中央档案馆也发表了战犯的笔供，所以我想问一下中国档案馆里到底有多少与日军侵略有关的文件，现在发表了多少。 谢谢你。

李明华:谢谢您的提问。 去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现有各级各类档案馆4122个，根据我国公文管理体制，称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从中央到省、地、县都有档案馆，都保管着本行政区域的公文。 这些档案馆里留有多份日本侵略中国的资料。 仅吉林省档案馆保留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资料就有10万卷的庞然大物，其他档案馆也保留了很多。 我们的档案部门做好整理、编目、急救、数字化等工作，不断挖掘，以包括公开在内的各种方式提供利用。 今年吉林省档案馆分8组发布了89卷日本宪兵队、满洲银行慰安妇强制征用、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件。 今天，中央档案馆在网上发表了45名日本战犯的资料，今后反映日本侵略罪行的资料将越来越多，证实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金融时报: 有一个不太清楚的问题。 这些文件本来是公开的，但你们是在网上公开的，还是以前完全机密的，现在可能完全公开了。 这是我不太明白的部分。 第二，从40年代侵略日本的时代开始，还有多少文件是机密的，为什么是机密的？

李明华:谢谢您的提问。 这些文件在中国各级档案馆留存的文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必须按照我国的文件法规、保密法规进行鉴定才能明确是否开放。 在档案开放问题上，各档案馆的所有档案都不是可以对外公开的，这是国际惯例，不是中国单独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些年来，我们根据我们的法律法规急需这方面的工作。 我认为你提到的40年代这些文件的问题有几个方面。 例如，关于吉林省档案馆，他们有十万卷。 因为基本上都是日语，所以必须看完这些文件后再公布。 翻译有时间周期的问题，也有一个过程的问题。 现在这个馆里有几个懂日语的人。 我知道吉林省档案馆是他们为了公布这些资料而开发的。 这几年，至今为止挑选了5名学习日语的大学生在他们馆工作。 我想证明的是，我们在做这些工作。 档案部门做得很好，但是档案中保存的文件数量非常庞大，还有一个工作安排问题。 例如，中央档案馆收藏资料，现在有300万卷。 我们只不过是保管这些文件的人，研究这些文件的人，几十个人。 而且，做这些工作需要仓库恒温恒湿、日常编目、利用、管理的工作，真正能投入鉴定的工作数量有限。 当然，对于中央档案馆来说，我们目前正在大力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珍藏原件，用档案复印件开展鉴定工作，设计软件，如何提高其效率、效益。 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会不断加快步伐。

香港文报记者: 我想问问李馆长，南京大屠杀文件和慰安妇文件的申报世界记忆清单，是否与此次公布的“日本战犯侵略中国犯罪供诉”有关。 谢谢你。

李明华:这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被很多媒体报道了，大家也很关注它。 世界记忆名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目的是保护和保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中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该名单每两年评估一次，1999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成立了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是世界记忆工程的中国主导机构。 今年3月，我们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秘书处提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名表。 第一个是南京大屠杀档案的提名机构是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上海、南京档案馆，以及位于南京的中国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申报的资料包括侵华日军当时自己拍摄的照片，美国牧师约翰·拍摄的记录片，是中国被称为“安妮日记”的国际安全局工作人员中国女程瑞芳写的日记，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审判日本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军事 这些文件实际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1日中国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

李明华:另一个提名是《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这是中央档案馆和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市、南京市档案馆6家联合申报的。 此次申报文件包括主要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侵华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文件、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文件、汪伪政权的文件、战犯文件和公布的笔给文件。 我们今天在网上发表的战犯笔供中有反映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强制征用的文件，我们现在陆续发表。 例如，根据铃木启久今天在网上发表的口供，他于1941年在安徽巢湖设立慰安所，绑架20名中国女性和朝鲜女性作为慰安妇，1942年下令在占有地区设立慰安所，他自己在这一年带领了60名中国女性，并于1999年 除了被判刑的战犯外，在未被起诉而获释的日本战犯的供词中，也有设置慰安所，强制征用慰安妇作为性奴隶的供词。 例如，一名为稻叶绩的日本战犯，1945年3月在山西省繁帕县的村子里逮捕了20名17岁到20岁的女性。 因为设立连队慰安所而被逮捕。 为了不让这些女人脱落，用麻绳像串串珠一样扎成两排，又觉得走得慢，马上把绳子拴起来让马牵着，结果每个人都被拽了，倒了，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所以在整理。 我们在做这些数字化的工作。 稍微总结一下，相继以适当的形式公开。

本网记者: [/s2/]在这次发表的文件中，有1931年满洲事变前侵略中国的日军的资料吗？ 我曾经认识中国东京审判的检察官。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位检察官曾被称为夏天。 他规定日军侵略中国的日期为1928年5月，日军在济南杀害9名外交官和日本于1928年6月4日炸死张作霖。 当时，张作霖是最后一位北洋军阀的政府首脑，认为这是日军侵略的严重罪行。 我去年去了南京第二历史资料馆，但是没有找到这份资料。 在南京图书馆看到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检察官记载了这份资料。 但是，在我们中国播放的东京审判中只有中国法官说话，检察官没有说话。 我的问题是，这些战犯中是否有九一八事变前侵略日本的文件犯罪。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这个文件在中国大陆查不到，中国中央档案馆和台湾那边的档案馆有什么可以协助的吗？ 谢谢你。

李明华:谢谢您的提问。 据我所知，正如我刚才所说，1931年以前的日本侵略文件所剩无几，有些档案库中甚至没有这些文件。 但是，有一条线索。 例如，这次公布的45名战犯年龄最高的是1884年出生的，他们都参加了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 他们年事已高，在满洲事变后，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后，45名战犯中有些人供认了1931年之前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此外，档案部门长期与台湾档案部门开展业务。 例如，我们也有文件缩略图协会这样的组织。 我们交流很深，包括共同出版和编辑档案史料。 因为，国民党把包括清代在内的一些档案带到了台湾，我们两个都不完整。 我们在很多项目上包括档案出版都进行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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