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此次金融危机是西方文明范式的整体危机”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危机必然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震荡，引发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在国际范围内蔓延，长期处于收入停滞状态的西方普通民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占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这次看不到尽头的金融危机——它似乎不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通常的经济衰退，而是反映了西方文明范式的整体危机。

年8月11日，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宾尼( nouriel roubini )表示，全球经济在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领导下正处于“集体衰退”的边缘，但需要预防的各国政府方法却完全相反，马克， 他坦率地说:“马克思是对的。 资本主义在某个阶段之前就会自我毁灭”。

事实上，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商界精英就意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 2009年，被称为日本“经营之圣”的着名公司家稻盛和夫和日本着名哲学家梅原猛共同写了《拯救人类的哲学》一书。 在该书的序言中，稻盛先生指出，约250年前，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近代文明高速发展。 但是，如果这种建筑基于人类本能和利己心的近代文明不容易发生变化，那么，和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也许很难逃脱灭亡的命运。 稻盛和夫这样写道。

危机的直接原因似乎是金融衍生工具的采用过头了，但事件的本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失控。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金融危机，正是上天为我们人类敲响了警钟。

人类现在必须思考我们是如何与这个地球共存的。 它不是无限追求基于欲望和利己心的所谓经济增长，而是必须从爱、慈悲、同情、利他的心出发。 1

从中国的历史角度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西方文明范式的整体危机，坚定自己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

首先是政治经济方面。 以美国为例，美国政治过于受制于经济精英，特别是华尔街银行家，其政治结构牢牢掌握在少数经济精英手中，社会公共权力配置严重失衡。 这也是这次“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组织者们确定了反对美国政治的权利金交易、两党政治斗争和社会不公。 运动组织者在官网上写道:“我们是占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于只占1%的贪婪和腐败，再也不能容忍了。”

美国经济精英可以通过政治献金、游说等多种娱乐方式左右政局，这种趋势越来越大。 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否决了以前对美国企业政治捐款的限制。 也就是说，今后美国企业的政治捐款没有上限，权力和金钱的交易市场真正自由化了。 摩根银行副总裁黄树东说:“用中国的话来说，美国的体制是公开的权力和金钱交易。 政治捐款是资本特别是大资本控制政治的基本机制。 美国从地方到联邦，各级参选官员组成庞大的集团，有一种共同的模式。 拿到钱后，要求权力，最后用权力感谢支持者。 没有不取钱的官员，也很难找到不答谢支持者的官员。 中国也有进行金钱交易的权利，但很少有人否认金钱交易是典型的腐败，但在美国金钱交易是合法化的。 ”

另外，黄树东先生还看到了以前流传下来的中国抑商政策的合理性，观察到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没有剥夺商人的权利。 制商是指防止财富与权力的结合，特别是地方权力的结合，影响政治的统一。 3

黄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但对这个问题很有洞察力，很少见。 从中国传来的抑商政策的核心是防止贫富两极化，防止出现像美国这样政商之间无障碍的“旋转门”，防止商人在朝鲜。 《管子权修第三》认为:“商人在早上，财物就会上游。” 也就是说，商人在早晨掌权后，资本会逐渐影响政治，控制政治，从而导致当权者的金钱交易。

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均产论”和“抑富政策”，并没有使中国演化为西欧式的农奴制度或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引用前汉儒家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的话，“大富翁骄傲，大贫忧愁。 忧是盗，骄是暴，这众人之情也……( (圣者) )富者不贵不骄，贫者养生不忧。 以此为限进行平均。 ”然后说明:

这是中国儒家以前流传下来的“均产论”。 这一个均产论，在两点上可以极其观察。 有些眼睛就是这个所谓的均产。 绝对不能平均。 不能有一点不同。 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均产论，只在有宽度的平面上求平均。 的平均生产中间，可能仍有等差。 其次，在这个宽的均产中间，不仅仅是穷人，他最低的分界线，也就是富人也必须有他最高的限度。 这个中国从以前就传达了经济政策，所以不仅要“扶贫”，还需要“抑财”。 中国人认为大贫大富，同样对人生无益，同样有害。 因为贫富各有各的界限，所以这两个界限，完全基于人的生活和心理，视其影响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者而定。 “4

钱穆认为，由于中国2000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上述经济政策，中国的历史奠定了西方以外的独特快速发展之路。 他是这样写的。 “解放奴隶的命令在光武时代多次发出，重农抑商、抑经济，使社会上没有富人和富人的贫富之分。 这是中国自秦、汉以来2000年一贯的政策。 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这2000年间，可以说永远处于政府的意识管理之下。 因为，这下面的中国，没有产生过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 “五

有效抑制资本，强调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和社会公平性，主张共同富裕，至今仍被中国政府提倡。 看到西方社会苦于资本失控的陷阱，把它作为前车之鉴，我们不仅要继承中国的古典经济理论，更需要将这一理论发扬到全球化时代。

私欲必须居于社会价值

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展现出膨胀的私欲、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危险性，使“东洋”的人情、节人欲“的礼义之路”和“义制利”的经济伦理思想更加受到重视。 《礼记曲礼第》开头说:“敖(同) ) ) ) ) )”不能长，欲) )同)，志气未满，乐无止境。 “唐代的孔颖达在《礼记正义曲礼上第一》中说: 如果“不能违抗欲望”的人想要内心所渴望的东西，“饮食男女，保存人的大欲”也是如此。 人有欲望，但不能离开那里。 “私欲膨胀，过度的支出是引起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cnn将普通的美国顾客列为10名必须对金融危机负责的人之一。

日前，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西方应该深刻反思享乐文化》，认为西方过度支出、享乐主义文化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他是这样写的。 “西方社会需要深刻反省，引起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政府，也在于西方社会的文化！ 西方社会文化的首要问题是享乐主义或费用主义盛行。 “6

稻盛和夫认为，如果人类还把欲望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动力，继续追求这样的经济增长，结果只能是人类的毁灭。 这位中国文化崇拜者和两家世界500强公司的创始人指出:“如果人类按照佛陀‘知足’的教导，克制自身的欲望，与地球这个生态环境中存在的所有生命共存，拒绝回归朴素节制的生存方式，人类就会滑向自我灭亡的深渊。” “7

黄树东先生警告中国学术界，“不要将私欲神圣化”。 个人资本(产)和私有财产权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永远最高的，应该在经济生活中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 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满足道德需要，还需要制度约束。 他说:“承认私欲不等于刺激私欲，而是依靠刺激私欲来刺激社会活力，最后社会活力被私欲淹没。” 私欲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活力，超越其限度，私欲必须居于社会价值。 “8

看来，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义利，不仅是行为规范和商业伦理，也是基本经济的大致内容。 难怪孔子从2000多年前就把道德生活放在第一位。 他说:“君子比喻为义，小人比喻为利。” 宗旨是“君子懂大义，小人只懂小利”。 遗憾的是，后代的儒家将这一思想解释为义与利的尖锐对立，而非义利观。

从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统治的全部批判，到今天东方有识之士对西方生活习惯的反思，中华民族工资传承下来的伟大智慧，以及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获得的宝贵经验，使得今天的中国人能够为人类开辟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不仅要求恢复中华文化的古老事物，而且要求大胆进行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评论:

[1][7]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页。

[2][3][8]黄树东:《中国，请警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71—172、270、225页。

[4][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0—121页，第123页。

[6]王元丰:“西方应该深刻反省享乐文化”，《环球时报》年9月1日。

复印件在《海外理论动态》年第一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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