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官员：没有百姓可承受的房价就没有新城镇化”

“如果没有老百姓能够承受的房价，就没有新的城市化”。 在最近的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袁喜禄指出，新城市化不应该走房地产化的道路，特别要以“人”为核心，以人的生存、快速发展的诉求为中心。 袁喜禄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城市化被认为新政府有“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重要性空前有所提高。 而且，过去把房地产开发作为城市化的旧模式，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和警告。

1949年，100个中国人中只有10个在城市生活。 之后的30年，在严格的城乡二元管制下，这个数字慢慢增加到18人。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可以进城就业生活，中国的城市化率迅速上升。 年，100名中国人中有52人在城市生活，已经非常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涉足城市，为城市的快速发展而流汗，却没能赢得市民的身份。 他们的根依然埋在乡下，只能像候鸟一样来往。

现在是弦容易绷紧的时候。 其实，以前传下来的路也走不动了。 袁喜禄说，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打破了旧的平衡，中国无法继续靠向欧美出口产品而繁荣，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道路难以继续。

袁喜禄警告了尚未看到这一变化的地方政府。 他们中有些人继续打着城市化的旗号热衷于招商引资和产业园区。 但是袁喜禄更担心房价的问题。 他甚至认为，房价是除户籍外，横亘在中国人进城路上的另一大障碍。 “房价已经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这样高的房价不仅制约了农民工进城，还抑制了农民工的内需潜力，引发了社会矛盾。 ”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 各地房价居高不下，被冲上了天空。 开发者和地方政府虽然赚着那个钱，但却让整个社会陷入不安。 中国的房地产是否陷入泡沫还存在争议，但高额的房地产价格无疑会阻碍城市化。 现在，人们非常害怕各地借“新城市化”之名继续大举建房，人为建成城市，“房地产化”。 这是各地政府热衷“城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快速发展和环境研究所土地经济与房地产研究室主任李景国表示，城市化需要房地产的支持，但仅靠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不能推进城市化。 “严防城市化沦为地方政府获取土地财政的手段，防止土地在新型城市化的名义下被大规模包围，禁止农民违背农民意愿赶进城市、上台阶。 ”

这种担心似乎已经被决策者所警惕。 最新消息显示，国务院《新型城市化长时间快速发展规划》初稿被要求重新修订。 其理由是，各地“误读”了初稿。 在新瓶子里装旧酒，依然是在项目上，开发土地，大力造房地产。

那么，新型城市化应该建立几家公司吗？ 袁喜禄的回答是有定义的。 回归“城市化的本质”，是人们真正进入城市，使用稀缺的土地资源为人类生存的快速发展空创造条件，而不仅仅是为工业项目服务。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通过城市化来消化工业过剩生产能力，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强调了“非歧视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重要性。 他说，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向均等化方向发展。 例如，目前有户籍的人口和无户籍的人口，显然没有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 在这方面公共财政别无选择，必须循序渐进地通过一系列运行机制的改善走向非歧视性公共服务的供给。 “这个过程很长，我想从难度较低的地区开始，最后去大城市，最后完全废除歧视性的两种户籍制度。 难度最高的“北上广”等城市，恐怕只有在最后阶段，条件齐全才能实现。 ”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快速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表示，提高城市化质量的关键是推进市民化。 “多年来，我们的城市一直在寻求劳动力，寻求人口。 你可以在这里就业劳动，但不能市民化。 我们的城市也需要没有人口的土地。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缺乏市民化，没有人自身对快速发展的追求，质量也是不健康的城市化。 ”

中央党校科部社会制度比较研究室副主任春玲刚刚完成了关于城市社区的研究。 她建议，新型城镇化以社区为基本平台，培育新市民，最终推动中国城镇化迈上新台阶。 “在新型城市化中，必须尊重城乡居民的主体地位。 只有加强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建设，才能比较有效地落实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 在社区中，公共事业如何开展，需要在社区居委会的指导下，让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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