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硕士班”开创者：我的学生里未来出贪官不奇怪”

“反贪硕士班”创立者:我的学生中出现了对未来贪婪的官员也不奇怪

年07月17日06:14来源:中国青年报

“反贪硕士班”毕业照

原标题:“反贪硕士班”的理想与现实

何家弘是作家，国外的研究者把他和《朗网民》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齐名。 因为他们还有别的身份，法学家。

三年多前，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改写了自己的第四部小说。 他打算在文学世界里建设乌托邦——从腐败走向清白的虚拟城市——。 那时，他创立了人大第一个“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班”，在课堂上也试图建立一个小乌托邦。

这个班后来作为“反贪硕士班”在社会上很受欢迎。 在开学典礼上，何家弘在全员面前和这个班的学生进行了约三章的交流。 第一，在校期间，学生一律不得向老师送礼。 节日发邮件就行了。 第二，学生可以和老师们一起吃饭，但学生不能请客； 第三，这个班的学生必须在校园里树立榜样。

这些规则重复了好几次直到最后一刻。

今年6月谢师宴流行的毕业季，已经就业的学生们都想请老师坐下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学生李屌记得平时邀请老师会显得唐突，特地选了周末。

然后，何家弘第三次拒绝了自己的学生。 “你们还没有离开学校。 我们制定的规则会遵守到底。 ”

如果不像老百姓那样关心反腐败问题，那么这场教育改革就是校园信息

在三年的学习期间，24名被选拔的法律硕士学生可以穿着白大褂戴口罩，“像法医学一样”练习固定指纹的提取。 可以在有全程录像和单向玻璃的询问室中学习采用测谎仪； 另外，来自最高检察厅、北京市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的8名高级官员成为学生课外辅导员，领导小组组长为最高检察厅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

“很多人把我们班解读成一个符号。 ”何家弘告诉记者，自成立以来，外界对这个班级“赋予了很多意义”。 它不仅被冠以“反贪硕士班”的光荣称号，甚至被视为“国家反腐败的信号”。 在接受最多的访问时，他曾经被迫切断电源，结果又开始传达“人类蒸发”。 不得已，他写了一份关于“共同培养职务犯罪侦查硕士”自白的复印件，并在网上投稿。

接受采访的“反贪硕士班”毕业生还记得何家弘曾经和他们开过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 “我们班被贪污的光芒所玷污。 如果不像老百姓那样关心反腐问题，这场教育改革也就是校园信息。 ”

“它本质上是一个新的专业方向，我们不指望在这个班里完成中国的反腐工作。 ”何家弘告诉记者，实际上，即使外界解读为最多的“与最高检察厅合作办学”，也不过是巧合。

2006年，中国有3名法学家进入最高检察厅挂职，何家弘被任命为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 在挂职期间，他认识了当时的渎职非法入侵厅长、现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 年，陈连福和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检察院政治部的领导，合作办学的方案最终敲定。 “与最高检察厅合作办学是教育改革，说实话，也有利于学生的分配。 ”何家弘说。

事实上，在开始这个教育改革项目之前，何家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以建言者的姿态出现在舆论上。 他频繁表示“对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发表了意见”，试图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2009年，我国“东南”的浙江省慈溪市启动了“廉情公示”制度。 另外，我国“西北”新疆阿勒泰地区也完成了1054名县级干部的“财产公示”。 这曾被该文案优雅的法学家称为“东南西北通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曙光”。

“后来，试着说只是在说，有点失望。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已经够了。 别那么胡说。 回学校实话实说吧。 ”何家弘想起了自己创立“反贪硕士班”时的心境，认为既然大环境无法管理，至少“要让这个班的正气压倒邪气”。

我记得何家弘在面试时问过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班”。 一名学生说:“在家里提起过诉讼，觉得在检察机关法律系统中没有熟人是很吃亏的，所以想进入这个专业，接下来去检察。”

这个回答让何家弘有点伤心，但后来他给了这个考生比较低的分数。

事实上，从“反贪硕士班”成立之初，何家弘就期待着其中的制度建设得以形成。

班长李传文记得，在那年的开学典礼上，除了何家弘和同学们“约法三章”外，法学院院长韩大元也强调，绝对不允许“反贪硕士班”的学生利用校外导师的关系搭讪他人，否则将被开除出院 而且，那个公开课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那个班的新生通过抽签来选择自己的导师，在何家弘看来，只有这样才是“最公平”的。

何家弘还建议学生们自己设计校徽，在公共场合佩戴，以便“反贪硕士班”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 李传文记得当时有很多候选方案。 有人主张用天平代表“反贪硕士班”，也有人建议应该用“显微镜”。 然后最终出来的班徽是嵌入金边的红色盾牌，上面有“侦探”字，下面刻着“职务犯罪侦查硕士一期，”字。

不久，“反贪硕士班”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班歌。 “长风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反贪旗迎风飘扬，热血青年意志消沉，豪迈地踏上了起跑线……”

如果后来成为检察官，用酷刑逼供不是大显身手的表现

进入“反贪硕士班”后，本科毕业后人大信息学院毕业的吕凡有种成为信息人物的感觉。

很多人在推特上@她和同学:“这就是你的班级吗？ “你们班到底在上什么课？”也经常有人提出这样谜一般的问题。 甚至在找资格复审的时候，也有几个同学对面试官说:“嘿，你是那个‘反贪硕士’班啊。 ”我被问到。

事实上，比起“中国如何反腐”这件国家大事，他们越来越多地将观察力集中在如何掌握专业的反贪技术上。 他们必须练习拿着刷子提取固定指纹； 也要学会用微表情识破对方的伪装。 有时，他们要对抗隔壁班的同学拿着真枪的电子取证。 对方把账户和重要证据藏在电子设备里，“反贪硕士班”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隐藏的数据和模式化的数据。

“目前赢的比较多。 我们毕竟在系统上学习过，所以贪婪的电脑水平总是差一点。 ’这个班的班主任、副教授刘品新说。

他还说，电子取证这样的专业化技术在去基层交流时很受欢迎，“他们去过一线检察官上课”。

“从其中可以看出，人们意识到了从对口供的重视向对科学的重视的转变。 刑诉法的修改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自证其罪，这指明了方向。 》刘品新结合教室内的改革和中国法治进程进行了说明。 “法律已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实务必须更加努力。 一旦侦查能力提高到足够的科学和专业性，将来不排除规定的沉默权。 ”

在采访中，班徽章的设计者李鹏鹏对记者说，在三年的学习中，他特别记住了老师说的话。 “如果今后成为检察官的话，用酷刑逼供不是炫耀本领。 ”

事实上，除了课程本身的优点外，社会对“反贪硕士班”的好奇心和关注也与反贪硕士的官员和导师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反贪硕士班”学生撰写的校园信息中，最高检察厅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讲授的“当前反腐斗争形势与贪污贿赂犯罪优势”和最高检察厅反贪总局副局长孙忠诚讲授的“反贪事务工作风险判断与危机解决”被提到了几个课程的主题。

但是，与此不同的是，官员对学生们讲了什么常常被认为是密切的范畴，这门被称为“职务犯罪侦查实务”的研究课从来不向班上同学开放，甚至他们班主任刘品新也没有旁听过这门课，“敏感，啊！ 但是，我在旁边和学生说过两次话。 他们反应很好，导师给学生上课最轻松，什么都说，什么都听。 ”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中出现了贪官，这就不足为奇了

据一家媒体报道，“反贪硕士”坐在地铁上，站在旁边的两个男性看到手机报中关于“反贪硕士班”的信息，“狂热地批判”。 结果，这位同学说:“我是这个班的学生。 ”。 对方目瞪口呆，用嘲讽的语气回答说:“未来的中国取决于你们。”

“因为学的东西很特殊，所以成了所谓的反贪修士。 他们骂我们，不认识我们。 ’这个毕业的年轻人有时觉得“很冷”。

加上外界的好奇心，“反贪硕士们”越来越面临的是舆论的压力。 在以“反贪硕士毕业”为主题的网络信息下，充斥着许多负面评论。 “大学毕业后反腐，谁反腐，老虎还是苍蝇？ “你能自己反抗自己吗？ 经过这样的训练，他们的贪婪水平可能更高了。 ”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也认为应该更根本地处理。 只能说治愈从根本上就是争取时间。 ’何家弘说，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制度反腐的紧迫性。 他告诉记者，在卸任副厅长两年的时间里，他下基层调查感受最深的是“腐败库存的重担太多了”。 “根据地域和领域的不同，调查后会发现更多。 能查多少？ ”

事实上，“反贪硕士班”的课程早就提出了“技术反腐能走多远”的问题。 “如果有要求，就必须照做。 这些问题客观存在，值得一提。 但是，我们不太具体说。 这个问题不好说，我们通常不讨论，不处理。 ’一位班主任直言不讳地说。 “中国的反贪不是一个身体能做到的。 否则，什么也找不到的话，自己就会牺牲。 ”

对于同样的问题，“反贪硕士班”中被公认为最具理想主义气质的男性这样回答。 “我师父还没有教过这一节。 我也在心里想，只是想想。 现在必须好好做本职工作。 其他的不是我们水平能做的事。”

在所有评论中，最尖锐的批评是，在未来，这个班的学生会不会出现贪婪？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中出现贪官，这并不奇怪。 ’何家弘的回答出乎意料，他平静地补充道，[/s2/]“我只能管理学校的时间。 社会的大环境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 我的希望是，十年后他们再来看我，成为反贪中坚就好了。 如果真的发生了让我失望的事件，我想大概我看不到——十年内他们还没有到非常高的位置。 大贪官出现至少要20年后。 ”

今年年初，何家弘改写的第四部小说出版了。 那个腐败的虚拟城市终于成为了最清廉的城市。

“也许正是通过文学，才更容易用自己的方法做梦。 ”他告诉记者，他打算把这本名叫《无罪贪官》的小说作为礼物，送给各奔东西的“反贪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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