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中国读者政治角度多数中庸 右派比左派多”

《南方都市报》今天发行了《中国读者的观点》。 南都就中国读者的政治观点采访了南开大学副教授马得勇。 据马得勇介绍，其调查显示，中国读者中，左派仅占6.2%，右派占38.7%，中间角度者占55.1%。 从整体上看，读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左右政治角度的比例增高，20多岁的年轻人政治角度更加中庸。 在《南方周末》年5月2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主义调查》一文中，与中国人的政治角度从中央偏左的结论相比，麦德勇认为他们的结论有差异，除了两种调查的划分标准不同之外，读者和普通民众的角度也不完全相同 以下是《南方都市报》的原文。

《南方都市报》采访了南开大学教授马得勇，认为中国读者的政治角度中庸，不乏右派

互联网因其开放自由、交流方便的特点，成为中国人表达自己观念意见的最重要场所，各种意见可以在此表达。 由于网络的开放和独立，网络意见也被认为是最现实最具体的中国民意。 那么，中国读者的政治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呢？ 它反映了当前中国舆论的优势吗？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得勇副教授从2009年开始对中国读者的政治角度进行了跟踪调查。 记者就这项调查采访了马得勇教授。

从读者的政治观点来划分维度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互联网的政治态度最确定。 中国读者的政治观点是自我塑造还是受一定社会阶层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

马得勇:我的调查是在每年6-7月进行的。 调查样本集中在这个微博、天涯论坛和有点政治社会话题集中的网站上。 这些读者可能代表的不是中国所有的网络顾客，而是关心时政和社会政治问题的读者。 比起普通读者，这个群体的政治态度往往更为确定，政治参与意识也更强。 通常，一个个体产生，政治态度和角度是空白色的，在之后的生活中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逐渐形成。 在成为读者之前，他们的政治态度并不完全空白，所以读者的政治角度不能说是自我塑造。 许多国外调查显示，读者在上网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角度和态度，但互联网可能起到了强化读者政治态度的作用。 因为媒体时代以前对什么样的时政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支离破碎。 但是，网络社区不同。 它不仅为相同政治角度的人们，也为不同角度的人们提供了交流和争论的场所。 这会稍微改变集团的政治态度。 当然，这些推论应该由之后的实证解体来支持。

南都: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观点来说，中国的左边和右边与其他国家的左右意义有很大差别，反映在这次的调查中吗？

马得勇:从以往知识精英发表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左右派与其他国家有重叠，也有所不同。 但精英的观点和大众未必一致。 但是，我认为在大众层面上，平等、自由并不是区别中国左右派的唯一标准和首要标准。 据我们注意，中国右派重视权利平等，但左派未必如此。 同样，另一个重要的政治态度标准，保守和过激，也不能作为划分左右的标准。 国外保守派多为右派，激进分子多为左派。 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明显。 左派经常被批评过激，但从中立派的角度来看，右派可能更激进。 这是因为我们在陪同了一点学术界之后，明确了以个人自由国家权力、市场主导政府主导为中心划分大众左右派的三个维度。 这三个维度又细分为五个指标。 这个划分标准与国外不同，是衡量中国化左右意识形态的指标体系。

读者的政治观点中庸，也不乏右派

南都:在你的调查样本中，我发现年龄和性别是两个非常感兴趣的情况，首先是女性的参与度低，其次是年龄、职业、学历不同，政治态度出乎意料。

马得勇:关于抽样，需要一些证明。 我们以网络问卷的形式展开调查。 解答链接刊登在这个微博、天涯等网站上，读者自发地进行解答。 最终收集了2241份问卷。 按照我们的划分标准，左派只有6.2%，右派38.7%，中间角度者55.1%。 当然，这个比例并不严格，但总体来说，我认为读者中右派多于左派的结论不太成问题。 其中，女性回答者为238人，占总样本的10.6%。 女性中有中间角度的占64.3%，而男性中有中间角度的占54%，略低。 因此，从调查样本来看，中国舆论场仍是男天下，女性参与率低，影响小，政治观点也中庸。 关于年龄，我的调查没有年龄下限，所以10多岁的未成年人也有参加，但第一是20-30多岁的年轻人。 从整体上看，读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左或右的政治角度比例增高，20多岁的年轻人政治角度更为中庸。 关于收入，中低收入者(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下)占大多数，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答题者占2.5%。 从收入与政治观点的关系来看，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人中，持有左派观念的占8.9%，收入在4万元以下的人中，持有左派观念的占6.4%。 综合结果表明，收入越高的人，对政治观点的态度越鲜明，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的人，中立态度的比例达到59.4%，而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甚至50万元以上的人，

南都:以前有人说大学生是中国政治态度最激烈的群体。 人们认为知识越多的人政治态度越激进，但根据你的调查结果反而越中庸。 这证明了什么？

马得勇:知识水平和政治态度的关系是什么？ 确实，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热衷于政治参与，政治态度也常常过激。 但是，根据我的调查，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 通常认为学历高低和政治观念之间有关联，但调查表明，至少在左右政治观点上它们之间没有关联。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学生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上最激进的群体，但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和党政官员群体是所有职业中最保守、最中庸或政治上最不极端的群体。 相对于自由职业者、无业人员、自营人员、党政企业事业人员、农民、工人等其他几个群体，大学生群体左派比例为10%，右派比例为23%，中间角度者与党政官员群体相似，在67%左右，

南都: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也做了相关调查，现在你们之间的结果似乎有很大的不同。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马得勇:我关注了张明澍老师的研究。 这个研究可以说是现在国内对大众政治角度很少的研究之一。 但是，我没有看到张老师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只要看媒体报道的新闻，张老师的左右角度都是根据人们对民主的态度来划分的。 但是，对民主主义的态度是划分左右角度的一个指标，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指标。 因此，我认为这个调查结果的最大问题是调查指标的设计有很大的改善空之间。 我的调查和他相比，对左右派的划分比例不同。 他的结论是中国人的政治角度比中间偏左，我的结论比中间偏右。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除了划分标准的不同外，他的调查可能是全国性的比较严格的概率抽样调查，其结论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态度角度，但我的调查对象是读者，特别关心时事，舆论 这些读者的观点和普通市民的观点不完全相同。

读者政治观点的对立共识并存

南都:你的调查还有一个幸福感调查。 读者中左派的幸福感看起来比右派强一些，但总体上并不幸福。 读者这个群体在中国人中幸福感最低吗？

马得勇:对。 幸福，通常在幸福的选择中，读者中认为自己不幸福的人近五成，幸福的比例不到两成。 我稍微调查了一下全国性调查的数据，普通中国人的幸福感很高，约有6成的国民觉得自己很幸福。 很快就会知道，读者是幸福感很低的一群人。 此外，他们对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和未来也不乐观。 而且，可以看出右派对左右派并不比左派幸福，对未来更悲观。 这种痛苦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中国最挑剔的群体。

南都:在你的调查中，左右两派在政治体制的对待、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等很多问题上呈现出尖锐的对立。 你对此怎么评价？

马得勇(除了划分左右标准的具体指标外，在许多问题上，左右派明显对立。 这里的对立是指在某些问题上，左派赞成(或反对)的比例达到7成以上，右派反对(或赞成)的比例也在7成以上。 这些问题也是目前社会舆论和意见分歧最多的话题。 在态度对立的这些问题上，左右派读者经常在网上相互攻击、指责、谩骂、吵架。 对此，我认为这反映了中国读者公民教育的不足和民主素养的不足。 成熟的民主制度需要成熟的市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民主迅速发展的道路依然重要。 当前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和理解，应该说对立、争论远大于共识，这也成为中国政治快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南都:不仅对立，左右派也有很多共识。 例如，读者对现状不满，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政府权力有限等。 你觉得这几个共识怎么样？

马得勇:在几个问题上，左中右派的角度基本上是压倒性一致的。 97.5%的读者认为，无论谁当领导，权力都受到制约，左右派必须高度一致。 97.2%的读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 9成以上的读者赞同人人有权批评政府的问题，左中右赞同者超过90%。 比起什么样的左右派相互对立的问题，我认为当局应该更加重视，采取措施应对这些左右派高度共识的社会政治问题。 虽然一些问题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加以处理，但是速度和效果仍然值得关注。 如果政治领导人能够高瞻远瞩，冲破优势集团的阻碍和观念的束缚，就不容易找到处理问题的道路。

读者的意见推动中国的进步

南都:你的读者政治社会意识调查能反映我国目前的民意吗？ 这样的调查结果有什么政治意义？

马得勇(在政治生活中，民意和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什么样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呢？ 什么样的舆论能代表真正的舆论？ 这些问题值得考虑。 我认为在媒体时代，真正制造、主导和传播公共舆论的群体是微博和网络论坛上非常活跃的读者群体。 读者们通过投稿、投稿、转载、点击新闻，形成了真正的舆论场。 这个地区不一定能由各路精英主导，主要媒体也不一定能左右。 调查和了解这个群体对中国舆论和民意的形成逻辑、大众意识形态的角度等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我认为读者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快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左右派读者中右派读者占多数，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右派读者现代民主、法治意识更强，现实中政治参与意识也更强，也是舆论和舆论的主导者。 无论是极端的方法、合理的方法、制度化的方法还是非制度化的方法，读者都注定要成为参与当前和未来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

南都:你认为随着媒体的崛起，读者从政治角度的对立会进一步分化和加剧吗？ 我们能确立公共交流的合理性吗？

马得勇:这不好说。 不排除进一步分化的可能性。 但是，推特和网络论坛等会使舆论和政治理念更加极端吗？ 我不这么认为。 至少目前没有证据。 媒体可能只是暴露出已经分化的、内心蕴藏的观念。 当然，观念的分化和媒体之间也可能有相互作用的关系。 这需要后续的研究。 但是，也有人我很乐观。 那就是媒体很可能有助于中国公民的成长。 通过建立不同视角的交流和信息表达平台，媒体在中国人思考一点公共问题时可能会变得合理。 有些人认为读者不成熟不合理，但他们言辞过激，行为过激，平面媒体的帖子不能怪他们。 我不这么认为。 理性本身是个模糊的概念，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理性的？ 如果所有人都是合理的，浪漫的爱情之类的在哪里？ 我认为读者不是公权力机构，不是政策制定者。 他有表明不合理的想法和观点，批判公共权力机构的权利。 这也可能是他感情上的宣泄。 不给他们精神宣泄可能会引起越来越多的问题。 当然，读者需要对自己的发言负责。 公开透明的舆论场就是这样一个场合，为许多社会问题、时事热点提供不同的事实和解体视角，有助于培养公众意识和公民意识。 经常看平面媒体投稿的人，比没有上网的人，更有可能掌握如何独立思考，判断事实真相，辨别是非的能力。 如果人们参与公共事务需要公共交流的理性，我相信媒体在培养中国人公共交流的理性方面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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