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修复特别军事法庭旧址 或重现审判日战犯场景”

据总公司沈阳1月24日电，经过两年多的修复工作，位于沈阳的日本战犯审判特别军事法庭旧址基本复原，预计今年5月将再现当时36名日本乙级战犯审判的历史场景。

日本战犯审判特别军事法庭的旧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 前几天来这里，看到门面的复原工程完成了。 金色琉璃瓦下，两层小楼庄严肃穆，四根大红柱子备受瞩目。 一进入法庭大门，装修也带有吊灯、雕刻窗等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气息。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沈宗艳介绍说，在法庭旧址的主大厅，将把当时的日本战犯在沈阳受审的场面以蜡像的形式复原。 展览会上，包括战犯在审判现场下跪谢罪的画面在内，还将播放长达30分钟的沈阳审判历史的宝贵影像。

历史资料:

日本战犯沈阳审判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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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犯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理日本原陆军第117师团长、中将铃木启久等36名日本侵略战犯，距今已有半个世纪。 审判遗迹是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旁的一座集中国古典和苏联风格为一体的古老建筑。 审判结束后，改为北陵电影院，最近经有关部门正式决定设立纪念馆。

沈阳日本战犯审判的历史背景

在沈阳的日本战犯审判是东京审判的继续。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等参加的开罗会议宣言指出，我的三大同盟国这次战争的目的是阻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 德国投降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人民不仅强烈要求对德国法西斯主义进行正义的审判，也强烈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为此，联军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后，于1946年5月3日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正义审判。 其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绞死，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另外2人在狱中病死，1人因病中止审判。 新中国成立后，在沈阳的日本战犯审判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继续，是代表盟军、代表全世界人民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后，其他日本战犯也分别在各国受审。 苏联红军向东北派兵后，俘获了许多日本高级军官，迫使其投降。 由于这个苏联组成了军事法庭，苏联国内的伯力对这些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盟军在菲律宾马尼拉开庭审判在太平洋战场投降的日本战犯。 国民党政府抗日胜利后，还分别在南京、上海对部分侵华日军战犯进行了审判。 在南京、上海、伯力、马尼拉的4次审判中，共有日本乙、丙级战犯5416人被审判，其中937人被判处死刑，这些审判为新中国审判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中国成功改造了日本战犯，为审判日本战犯做好了心理准备。 根据中国和苏联的协议，1950年7月20日，苏联军队在绥芬河捕获的侵略中国的日本战犯(包括伪满洲国战犯) 969人，接着是在中国捕获的日本战犯，以及抚顺、太原、北京、济南、内蒙古的5个战犯管理员。 其中，被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 中国政府在6年多的时间里，为日本战犯的改造投入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管教用真理、正义、人道的力量，通过教育、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给日本战犯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

⑩准备审判日本战犯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签署的日本战犯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通过，发表了《关于解决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罪犯的决定》。 主要副本包括:。

目前关押在我国的日本战争罪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规范和人道，对我国人民犯下了各种各样的罪行，给我国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 应根据他们犯下的罪行予以严惩，但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这些战争罪犯在关押中大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悔罪态度，因此决定根据宽大的政策分别解决这些战争罪犯。

《政策决定》对解决日本战犯的具体大体情况和相关事项作了如下规定。

①对次要或悔悟态度较好的日本战争罪犯，可以宽大解决，免除起诉。 对于犯罪严重的日本战争罪犯，将根据各罪犯所犯的罪行和监禁期间的表现分别宽大解决。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领土内犯下其他罪行的日本战争罪犯，就他们犯下的罪行，合并论处。

②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

③特别军事法庭采用的语言和文件，应当用被告人知道的语言复印件翻译。

④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聘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登记的律师进行辩护。 如果特别军事法庭认为有必要，也可以指定辩护人进行辩护。

⑤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⑥被处决的罪犯在服刑中表现良好的，可以提前释放。

《政策决定》的基本文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的一贯政策，体现了中国人民广阔的胸怀、宏伟的气魄，更是高瞻远瞩的长远眼球。 这个“决策”为审判日本战犯奠定了政治基础。

接着，组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组织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并任命了特别军事法庭的组成人员。

贾潜审判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副庭长袁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长)。

朱耀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副庭长)。

审判员:王许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员)。

牛步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审判员)。

徐有声(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 ) ) ) ) ) ) ) ) )。

郝绍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 ) ) )。

殷建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 ) ) )。

张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审判员)。

张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

杨显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 )。

而且，抚顺战犯管理处也在做审判前的准备。 1956年4月，战犯管理处召开了战犯应诉动员大会，开展教育、协商和座谈业，向战犯们讲解政策，说明大体，消除顾虑，迎接了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审判。 战犯管理处制定了对比性的教育，那就是他们在审判中诚实认罪，敢于在法庭上当面作证，正确对待中国政府的原谅。 通过管教人员的大量细致的工作，提高了战犯们的思想认知，情绪稳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全体战犯大会上，一位战犯含泪重申，千千万万无辜善良的中国人民将遭受野蛮的侵略屠杀，他们永远不会复活，我们应该受到中国人民的严厉制裁。 许多战犯流着眼泪说。 “我教会了中国人民慷慨的心，我从鬼那里变回了人。 我们罪人在中国人民的法庭上，将无条件接受正义的审判。 经过深入教育战犯，28名战犯写了道歉信，一部分写了血书，他们要求中国人民根据其罪行判处死刑。 在道歉文中，他说:“如果刚来中国时被判处死刑，我们将&lsquo； 天皇陛下万岁，&lsquo； 大日本帝国万岁，今天被判处死刑。 我们是&lsquo； 中国共产党万岁，&lsquo； 毛泽东主席万岁。 这些认罪的实际表现为日本战犯接受审判铺平了道路。

审判前，特别军事法庭做了大量的审判准备工作，为战犯请了辩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细致搜查工作。 各检察院分担了约10名战犯检察资料的侦查任务，在十几个省区留下足迹，收集相关证据26000多件，补充证据1000多件。

⑩日本战犯审判的第一经过

1956年6月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判日本战犯。

设在沈阳市皇姑区的法庭威严、肃穆。 审判厅门口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白底黑字长方形醒目牌匾，门口有威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护卫。 在法庭内，中间高高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下的中间前排坐着三名审判长。 审判员、书记官、证人、辩护人、翻译等排列在两侧，与审判长正对的是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的位置，其后是各界代表和群众。 整个审判秩序井然。

亲身经历和参加日本战犯审判相关工作的原沈阳军区前进报社社长冯荆育老人回忆说，审判时，面对证人血泪的控诉，在中国人民庄严起诉之前，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们放声大哭、深深鞠躬、跪下，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痛感无辜死亡，不断要求中国人民严惩，没有一个人否认侵略罪行的宽大历史判决让战犯们洗耳恭听，感动得马上趴在地上，哭得哑口无言。 战犯们一致称赞说，没有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恩典。

在起诉过程中，战犯们真诚地接过了罪名。 犯岛村三郎被收罪时，他当场扑通扑通地跪在法庭上，流着眼泪这样说。 “在这块漂亮的地毯上，留下了我衷心悔改的泪水和手掌印。 法庭发表判决后，审判长对原日本中将师团长滕田茂说:“关于判决，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滕田茂:我在胜利的中国人民法庭前低头认罪。 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吃人的野兽，在我的前半生犯下滔天罪行，中国政府认识了真理，赋予了我新的生命。 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宣誓，坚决地将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岛村三郎和滕田茂对起诉和审判的真诚态度是整个审判的缩影。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 从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历时50多天，分四组对45名战犯进行了审判。 其中以沈阳为中心审判了36名日本战犯，太原审判了9名。 沈阳审判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6月9日至6月19日，对铃木启久、滕田茂、上坂胜8人进行了审判，分别判处13年至20年徒刑。 第二阶段于7月1日至7月20日举行，对武部六藏、古海忠之、斋滕美夫等28名战犯进行了审判，分别判处12年至20年徒刑。 除上述45名被审判的战犯外，其余1018名战犯在通过调查、取证确认其战争犯罪行为的基础上，根据他们认罪的态度，作出宽大解决的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免予起诉，共释放三次 至此，新中国审判结束了日本战犯的一切。

日本战犯审判在沈阳的巨大影响

史学界认为，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是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战争罪行的最后审判和惩罚，标志着二战的最后结束。 但是，根据新中国沈阳审判的史实，1946年东京审判仅审判了28名甲级战犯，大量乙、丙级战犯，特别是抗日战争主战场中国战场的日本战犯在沈阳审判中受到惩罚。 因此，不能说东京审判落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但是，1956年在新中国沈阳的日本战犯审判的结束，正是应该受到正义审判的日本战犯全部受到惩罚，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真正意义的完全结束，在沈阳的日本战犯审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新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是日本侵华史上不可替代的法理证据。 在日本侵略期间，留下了许多反映其侵略罪行的人证、物证，这些只能从一个方面来说明日本的侵略罪行。 从法律上说明犯下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并按照法律程序可以定罪的，是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这些战争罪犯在审判台上犯下的罪行是把侵略中国的罪行以法律的形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是谁也抵赖不了的法理证据。

沈阳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历次日本战犯审判中最有效、最成功的一次。 东京审判的权威应该在国际上得到维护，但包括伯力、南京、上海、马尼拉审判在内，都有一定的限制，实际效果也不完全令人满意。 以东京审判为例，受审的28名甲级战犯中，没有一人低头认罪。 前日本首相、策划侵略中国战争的主谋东条英机在被绞死之前，我的责任是战败的责任，这场战争是&lsquo； 为了自我生存，这是不得已的，但是作为首相，我没有做错什么，是对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京审判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是不太彻底的审判。 另一方面，与新中国沈阳太原审判日本战犯，45名审判战犯全部认罪，一人不悔相比，情况更为明显。 沈阳审判后，日本和国际上的权威人士评论说，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史上成功的奇迹。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也为中日关系的长期快速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案例。 战犯诚心认罪，中国人民以宽心轻解。 沈阳审判后，以滕田茂为首的日本战犯回国后，于1956年在东京设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由滕田茂担任会长，制定了会章，在会章第二条中规定了中归联的宗旨。 本会的目的是在二战中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犯下许多罪行的人，从人道反省的观点反对战争，为和平和中日友好做出贡献。 中归联开展了许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否定侵略战争、增进中日友好的活动，曾一度成为中日信息表达和友好的桥梁，为日本人民了解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鉴于中归联的突出作用，周恩来总理于1972年亲自接见了中归联会长滕田茂。 这些史实表明，日本战犯认罪，中国慷慨解囊。 他们如果承认了这场侵略的历史，就会为发动那场罪孽深重的战争而痛惜，自己甘愿中日不再战斗，为世代友好而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日正确对待历史、面向未来的最好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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