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改革这一年”

从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今年的四中全会，大约一年来，中国的法治改革一直在稳步展开。 四中全会闭幕几天后，习大大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 他强调，四中全会的《决定》是三中全会《决定》的姐妹篇。 两个中央决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出台，对中国新的法治征程意义深远。

过去一年，三中全会不仅贯彻了法治改革的决策，也是四中全会提出更加全面深入的法治改革方案的基石。 回顾过去一年的法治改革，最彻底的改革发生在司法行业，整体法治改革的基调是限制权和放权并重。 这一年的法治改革将为持续的法治变局埋下什么样的变革逻辑？

司法改革

三中全会启动的新司法改革是内外兼修的变革。 内部通过法官会员制、司法责任制等改革加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公正对外启动人才垂直管理体制，进行跨行政区域司法配置改革，减少司法活动受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干扰。

今年7月，中央明确了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等各地区有代表性的6个省市为司法改革试点对象。 上海在方案明确的当天在多个区启动改革，先行探索，制定了明年一季度要求全市落实改革方案的改革时间表。 在各项改革中，最伤人动骨的无非是会员制，将法院人员分为不同类别，只有一小部分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官，其他人成为司法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 这项改革的意义不言而喻，其目标是使法院成为法官的法院，而不是指导性的法院。 但是，由于直接牵涉到各法院人员的利益，改革正在大力推进，但争论和担忧也在继续。 许多人担心会员制会成为权力和资历的盛宴。 最终当选的法官并不是根据审判的专业素质进行选择，而是依然担心他们是什么样的行政级别高、资历老的人。 但是，会员制更大的意义在于建立制度框架，即使暂时选出了不合格的法官，将来也会配合合理的法官遴选和淘汰机制，大浪淘沙，法官的安排变得合理。

会员制在实施中有争议，但最终已经推进了。 司法部直管的方案涉及财政、人事、司法人员资格任命等需要部门间协调的问题，因此目前存在各种讨论，但尚未见广泛实施。 另一个重要的改革是跨行政区域司法的改革。 计划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法治的顶层设计是推进改革所必需的。 三中全会决定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根据以往的经验，探索建立意味着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而改革实践中不会很快落实。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相关改革迅速推进，广东江门等地有些地方已经设立了跨区行政诉讼管辖制度。 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将区际司法水平提高到最高法水平，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行政区际重要行政和民商事案件。

知识产权法院在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也成为探索树立的对象，但在决定公布短短半年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直接跨越了探索阶段，加快了预期的改革。 预计到今年年底，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试点城市将设立区际管辖的知识产权法院。

跨行政区的法院之所以能够迅速成立，第一是中国已经有相关的经验，例如海事法院和铁路法院的管辖案件范围不限于行政区。 此外，与新设立法院相关的直接好处和改革阻力明显低于基于现有制度的改革。 这是因为，在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尽管人才直管改革应该先于区际司法进行，但在实践中却先于后者进行。 也许是因为实践中推行跨行政区的司法管辖制度羁绊很小。 四全会的决定建议，这样的改革更进一步，不仅要设立跨区审判的专门法庭，还要探索设立跨行政区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处理跨地区案件。 这意味着司法摆脱地方化的改革力度更大了。

放权和限制权

滥用权力有两种。 一是制度性权力滥用，这种权力有法律依据，政府和官员可以光明正大地采用，但权力范围和限度太大，不符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规律。 二是实践中的权力滥用，有些官员把法定权力用于违法的一些事项，比如以权力谋私欲，或者超越法定权力界限，比如党政干部违反司法进行干涉。 任何法治改革都离不开对权力的限制。 限制权是指制度上和实践上对权力滥用的管理。 过去一年，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进展。

治理制度权力的象征性改革无疑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改革试点。 这一改革不仅是权力观的哥白尼式逆转，更是用负面清单的方法将权力限定在既定的制度范围内，颠复了个人权利边界为政府权力的观念。 10月2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业务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宣传意见》，上海自贸区试点改革短短一年后，许多改革措施可以向全国复制宣传。

实践中对权力滥用的管理，最引人注目的法治事件就是高强度的腐败。 周永康事件和徐才厚事件是过去一年反腐最大的成果。 两人的落网也带动了人们对政法委体制和军队管理模式的反思。 三中全会的决策中不包括政法委员会部分，也没有提到对军队应该法治化统治，但四中全会增加了这两个副本，首先确定了政法委员会的工作要点是保障宪法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再次明确和进一步明确 纪委主导下的反腐通常涉及双重规则，这属于党纪，如何将纪委事务纳入法治轨道无疑是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 四中全会不回避这个问题，提出要确定纪检监察和刑事司法事务处理标准和程序的联系，重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联系和协调，这些都是重要的限制权力之举。

三中全会的决定不涉及政法委的改革，但在实践中围绕政法委的制度改革和观念转变已经进行。 一个值得注意的消息是，与中央政法委员会共同事务的中央社会管理综合管理委员会恢复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目的是集中精力进行安全建设。 此外，除特殊情况外，政法委员会一再强调基本不干涉个案的规定。

改革的节奏和逻辑

过去一年的法治改革，除了出现了许多新的改革行业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改革的速度和新的逻辑。 以往试验性改革非常诟病的两个问题是，地方向中央申报改革试点的目的不是处理什么问题，而是为了改革而改革。 因为制度创新也是地方领导人考核的重要指标。 另一个问题是，一点点的试行并不顺利。 因为地方利益太多，或者涉及基本的宪法和法律问题，无法宣传。 目前的法治试点改革正在试图克服这些问题，显然进入了快试快退的改革步伐。

此前之所以应用先行试点的改革模式，首要原因是担心全面铺开不利于改革的稳步进行，也是为了进一步积累试错和经验。 当前法治试点性改革增加了一个重要原因，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进改革。 习在中央全面改革深化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强调，改革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试点工作所需的法律授权问题，必须与立法部门积极沟通、面对面，同时推进。 这意味着，如果在全国同时进行改革，在宪法和法律方面可能会进行相应的编撰，改革中缺少回旋的空之间。 考试改革不需要首先制定全国性的法律，只需要在考试范围内进行相应的授权，同时考试情况可以尽快调整授权的形式和范围。

今年8月召开的全国全面改革深化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措施实施计划(年)》，周密安排了各改革措施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度，预防了试点改革的停滞和怠工。

与三中全会相比，四中全会增加了许多法治的新行业，这些行业直接应对了过去一年出现的新问题。 例如，围绕法庭的死磕现象，四中全会提出了完全惩戒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对比舆论对司法机关事务的关注和对案例舆论的深刻报道，四中全会提出司法机关要及时应对社会的关注。 规范媒体对事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一个地方法院已经开始实施信息发言人制度。

指出目前的法治改革在广度和力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伤心地动骨的司法改革，还是防止滥用权力的权力限制改革，都是阻碍法治进一步快速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虽然只有一年，但已经出现了清晰的改革逻辑，法治中国的形象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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