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茅于轼获美自由奖：请跳出对比中国的含义”

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了美国智库颁发的弗里德曼奖，每两年一次，奖额25万美元，属于西方的一大奖项。 近年来，中国自由派人士在西方获得政治类或变态政治类奖项的人数不断增加，几乎与中国其他名人在国际上获奖同步。

中国崛起后中国人在世界上创造的机会相当全面，中国国内著名的自由派也通过特殊的方法受益于国家的快速发展。

与中国数学家、钢琴家、名模在世界上获奖相比，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在西方更有名，对中国的崛起和政治上的“自己的道路”依赖更大。 如果中国的地位对这个世界不重要，中国自由派的国际地位也会贬值。

虽然茅轼等自由派促进了中国多样性的形成，但不能说他们对中国今天的繁荣和强大一点贡献都没有，更不能说他们为了平衡中国社会而创造的困难可以忽略。 但是，所有这些思维有意义的前提是中国目前强劲快速的发展仍在继续，而不是中断。

茅轼朝着“自由”的方向猛跑，不太在意其他代表人物之一。 从历史的宏观方面来看，今天中国需要有这样的人，但是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响就越大，就需要牵制他们的力量。 否则，中国就是一辆在山区下坡时刹车失灵的危险卡车。

虽然舆论中自由派的呼声很高，但他们确实有必要更客观地纠正自己在中国社会的位置，公众也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 自由派扮演着比较激进的角色，在任何国家都难以成为主流。

西方授予中国人的政治化奖，基本上是由自由派人士选出的。 西方显然希望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中国社会，中国在下坡路上猛冲，成为刹车失灵的卡车，西方的颁奖相当于多次踩油门。

当然中国不是那辆卡车。 所以，很多事件的利弊不是绝对的，激进思想的未来主导中国并不容易。 中国这个合力的熔炉里，会发生很多变形，变形，变形。 谁也不要轻易认为自己在“创造历史”。

今天，要完全认清国家的“正确道路”是非常困难的，对于“正确”的认识，每一代人都会随着优势位置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但总结起来，不可能把形而上学的东西放在评价力的最高位置。 此外，也不应该局限于知识精英的思维框架。 我们必须牢牢控制中国当代许多人的福利。

多找找“普遍”的东西和中国现实的接点吧。 不是建立两者的对立面。 让“普遍”的好东西给中国人带来真正的利益，不要让我们首先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

在西方获得“政治奖”的中国人，摆脱这些奖项比较中国的公开和潜在意义，创造性地摆脱西方颁奖和中国社会警惕带来的困境，使自由派社会进步的正面意义最大化，负面风险最小化，是各国社会变革中最具建设性的自由派精英。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体上知道团结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 茅于轼以其八十多岁的见识，应该更深刻地理解。 做尖锐的事在今天的中国很容易。 帮助国家团结，但常常累得抱怨。 希望茅先生敢于携带对自己公众的影响，加入这个行列。 (作者是《环球时报》的评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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