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富人利己政治隐藏在“占领华尔街”身后的真正祸根”

摘要: 富人利己政治是指富人通过参政或投入金钱操纵一国政府部门的代表，从而实际影响国内政治经济决策，达到扩大自身阶层优势目的的政治形式。 富人的利己政治实际上是为社会的小部分特权阶层服务的，它牺牲了广大普通老百姓的福利，容易对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产生负面作用，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社会不公平现象。 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来说，只有实现国民间的政治平等，保证经济分配的均衡，才能维护公共性，比较有效地促进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团结。 美国宪法规定政治上人人平等，但由于国内选举制度严重依赖民间资金，美国政治的本质是为高收入群体服务的富人利己政治。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以华尔街为首的富裕阶层存在政策偏差，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缺乏比较有效的诉求，失业率波动加剧，国内不同收入阶层对立。 通过比较1971-年美回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历史波动情况，分析该年美国货币供给、基尼系数和失业率，揭示了美国近期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矛盾的根源在于富人利己政治，指出了该矛盾存在的必然性和“占领”运动的复发性，

查词

“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初的目的是让美国的低收入群体对以华尔街为首的富裕群体表示不满。 几十年来，华尔街多次引发金融危机和当前西方经济的困境。 金融界的富人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一方面占领和支配实体经济，另一方面给虚拟经济制造“泡沫”，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但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创始人，华尔街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但是在政府的救助下，危机带来的损失由一般纳税人买单。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让•； 杰克•； 卢梭，1762 )说，政府部门是全体市民选出的代理人，代表着全体市民的利益。 而且，无论政府是用什么方法形成的，它都必须首先保证人民在政治层面上的平等，才能维护社会经济上的公平。 因此，政府在政治平等的前提下，在经济下滑、贫富分化时，应该承担保障普通市民就业和基本福利、防止贫富进一步分化的义务，而不是保护部分特权阶级的好处。 但令美国平民失望的是，他们投票的政府往往积极站在华尔街金融银行家一边，经济体系分配偏离政治失衡，严重损害了国内经济自由竞争和民众利益。 这迫使美国公众和一些学者对美国富人的利己政治进行拷问。 斯蒂格利茨说:“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扭曲的经济。” “如果这种局势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实现增长，也不能建立公正的社会。 ”

本文在分析政府与生俱来的公共性和美国政治家与富人相互需要的原因和现象的基础上，运用数据观察了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40年来的现实状况，探讨了美国基尼系数和失业率在富人利己政治下的表现，最后指出:“u

政府公共性与美国金钱政治

政府可以看作是特别的组织或团体，显然是以经济性为重点的组织，可以将其看作一个等级，可以称为政府等级。 政府系有许多组织共同的特别目的，那就是增进成员的利益。 这至少在经济学家眼中是显而易见的。 准确地说，只有无知的政府不能提高成员的利益，但另一个组织是被诱惑只为小部分人的利益出力。 不增进成员利益的政府经常推翻。

对于政府系这样的组织，其存在是为了增进成员利益的思想在经济学中广泛存在。 亚里士多德早就有这种看法。 政治学家哈罗德•； 拉斯基理所当然地认为“社团的存在是为了实现集团成员共同的目的”。

但是，对现代美国来说，要建立为共同利益服务的政府，除了爱国主义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感动和共同文化的维持以外，没有政党不依赖外部力量和金钱来赢得选举。 加州前议长贾斯•； 昂鲁有一句名言经常被学者们引用。 “钱是政治的母乳。 ”在金钱和政治相互影响的美国，其政治几乎完全由金钱运营，这在美国政治选举过程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 为了参加国会议员和总统选举，美国政治家们必须筹集大量的选举费用。 资金来源主要有五种。 一是联邦政府特别资助；二是党内资助；三是候选人有资金；四是社会人士个人捐赠；五是基金会、公司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的捐赠。 美国的选举费用大部分基于两种方法:来自民间富裕阶层的捐赠。

在依赖不同成员资助的美国政府选举中也是如此，以便可以假设一个组织或集团的成员与组织或集团中的其他人有不同的纯粹个人利益。 不同阶层的选民对于制定政府的目标有着享受国防、教育、医疗等服务的共同目标，也有高收入群体利益最大化和普通民众对富人多征税帮助穷人的好处不同。

在美国政治选举层面，为了应对上述优势的差异，多个阶层成立了自己的游说组织来影响政府，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其中具有明显财富特征的是富裕的利益集团。 在用钱工作的美国选举和美国政治中，富裕阶层像看得见的手一样左右着国内的选举和政治。

由于富裕阶层提供大量资金，赞助和支撑着美国两党的选举，金钱政治问题也摆在了美国的民主制度面前。 首先，人民的脖子要求政治上所有人平等，但社会上的金钱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富人在选举政治中所占的先天特征威胁着民主所要求的平等性。 其次，依赖富人政治捐款的选举，由于人性的观点将会解体，政治家们的选举获胜后，在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往往将曾经支持过他们的富人的利益置于广大普通选民的利益之上。 最后，美国选举制度对金钱的极度依赖为富人提供了干预国家经济政策的机会。 投资这样的选举制度——从收益的角度来看，提供资金的富裕阶层必然将捐款行为视为“投资”，未来要求接受资金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当选后，能够按照其意愿制定有利于富裕阶层的政策。 一言以蔽之，普通选举的平民政治在垄断的金融经济体系的哺乳下摇身一变成为垄断政治。

所以，权利人和财富人很容易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美国在政治上奉行的富人利己政治实质上是富人和政府部门作为利益集团行动的结果。 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的民众作为另一个群体，由于人数多、组织松散，难以形成强大的“特殊优势群体”，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小，其优势往往受到侵害，各种负担沉重。

这些现象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界最常见。 与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虚拟经济的风险很大，但盈利速度很快。 因此，混淆“代表”某些政府官员和金融大鳄共同优势的富人将私人财富、公共物品转换为股票、债券、房地产等金融相关虚拟资产，被政府无意或“故意”忽视或掩盖，成为法律漏洞和“金融业主导”。 如果风险累计过大引发信用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富人就会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一样遭受损失。 但是，凯恩斯“缺乏比较有效的诉求”的经济假设总是在那个时候上台，政府对华尔街和部分“积分公司”的直接经济援助总是通过议会和政府预算的大关尽快跑过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富裕阶层总是会得到拯救，政府部门为了拯救城市而支付的很多资源

受到政府支援的美国富裕阶层

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具体如何支持国内金融界和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一些政府官员、广大议员和金融大亨们共同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 首先，以美国1971年至年40年的平均股价和实际gdp的数据(见表1 )为坐标系进行构建，分析美国国内金融界和实体经济的实际快速发展状况。 其中，美国平均股价的数据以2005年的数据为基期，值为100。

l关于美国国民实际收入和平均股价的数据

年实际收入平均股价年实际收入平均股价

(亿美元) (亿美元) )。

1971 43591 7. 80 1991 79418 29. 69

1972 45998 8. 67 1992 82122 32. 95

1973 48717 8. 26 1993 84481 35. 91

1974 48464 6. 31 1994 87957 36. 56

1975 48369 6. 58 1995 90199 41. 89

1976 50990 7. 84 1996 93614 51. 53

1977 53355 7. 72 1997 97832 65. 69

1978 56357 7. 73 1998 102138 79. 17

1979 58131 8. 39 1999 107111 89. 08

1980 57964 9. 80 2000 111581 92. 61

1981 59437 10. 65 2001 112801 87. 06

1982 58260 9. 92 2002 114863 75. 91

1983 60891 13. 33 2003 117795 74. 13

1984 65272 13. 30 2004 121894 89. 98

1985 67956 15. 56 2005 125643 100

1986 70285 19. 57 2006 128984 113. 73

1987 72511 23. 27 2007 131444 131. 29

1988 75484 21. 57 2008 130972 109. 36

1989 78175 25. 90 2009 126352 82. 88

1990 79626 26. 39 130170 98. 39

如你所见，美国国民的实际收入和平均股价从1971年到2009年整体保持相对增长势头，在总量水平上，以美国40年的实体经济和金融界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不断扩大，双方之间因一方的增长而明显抑制了另一方的对立， 到底那个经济增长会更快吗？ 继续分析，可以看到，除个别年份大幅波动外，美国平均股价与国内实际国民收入之比逐年增加，虚拟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总体上比实体经济快得多。 从具体数值来看，美国平均股价在40年间扩大了12.6倍以上(最大时为16.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6.54%，而国民实体经济只有不到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78%。

在双方漫长的增长率差距中，美国民众不得不怀疑，虚拟经济每年比实体经济增长3.76%，但国民实体经济与去年同期相比未迅速发展的金融资源是否与实体经济有关联？ 否则，这增加的金融资源从哪里来，流向了哪里？ 什么特殊年份的大幅波动是因为经济泡沫的存在？ 如果是的话，往年的经济泡沫是否与这部分超额的金融资源有关？ 为了应对这些疑问，以下将继续就美国1971年至年40年狭义货币供给和广义货币供给(见表2 )构建坐标轴，分解美国政府对国内金融界、虚拟经济的支持情况和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 其中，狭义货币供给和广义货币供给以2005年的数据为基础期，取值100。

表2美国广义货币供给和狭义货币供给的相关数据

年广义货币供给狭义货币供给年广义货币供给狭义货币供给

197110.3373916.27199151.3055262.63

197211.6212617.43199252.2533270.42

197312.7494218.69199352.800878.62

197413.4974419.62199453.5055183.49

197514.7687920.51199554.6134983.33

197616.6546821.67199657.262280.70

197718.7187623.32199760.1513478.03

197820.2675625.24199864.4358578.79

197921.8530127.16199969.1911980.36

198023.6083528.85200073.3336680.47

198125.7406430.98200179.7366683.14

198228.0911133.03200285.7514787.22

198331.5284736.69200391.6427792.85

198434.0471639.27200495.9231998.00

1985 37. 07858 42. 79 2005 100 100

198640.0963448.582006105.2524100.19

198742.7052154.212007111.8845100.04

198845.0072656.492008119.8407104.49

198946.9000557.032009129.2833119.34

1990 49. 4706 59. 10 132. 2045 126. 92

狭义货币供给和广义货币供给的数值上升表明，广义货币供给作为政府对金融界货币政策支持的代表，与政府对经济货币政策整体支持的代表——狭义货币供给的地位同样重要。 由此可见，当金融界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虚拟资本的大规模扩张和资本化定价方法的普遍化，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虚拟经济只是实体经济的附属品， 证实了政府重视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界，从侧面证明了政府对广义货币的供给控制不依赖于实体经济，而是受到其他更深层次的因素影响。

弄清这一深层原因，美国广义货币供给与狭义货币供给的比率并不一样一直在上升，而是出现了几次波动，波动明显的时期分别为1987年、1990年、1994年和2008年，这几年正好是 1987年，不断恶化的经济预期和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了华尔街的大崩溃。 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20%。 这是华尔街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1990年，日本发生金融危机，日本在美国的大量金融资产大幅减少，带动美国股市变化。1994年，墨西哥发生比索汇率、股价下跌的金融危机，不仅受此影响，中南美股市 远东指数、全球股市指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大量不良债务引起了美国金融界的极度恐慌。 2008年，发端于美国“零首付”购房政策的“次贷危机”，在金融传导机制的作用下，最终对全球金融界造成了巨大伤害，至今仍未能幸免。 1987年和1994年，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富人的直接利益，美国政府都采取积极救市的态度，迅速恢复了下降的m3与m1之比。 1990年的危机没有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富裕阶层，相反，由于驱逐和遏制了日本这个同业竞争对手，政府持续降低了m3和m1的比例。 这更加印证了美国政府为本国金主“忠实”而战。 2008年的危机同样是对美国富人的冲击，目前m3与m1之比还没有上升，但考虑到美国最近连续两次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这一比反弹也只是时间问题。

众所周知，政府对虚拟经济的货币政策支持会促进富人所在的金融界，那么这种支持该如何量化呢？ 以下，本文利用上述数据m3_us和share_p_us分别代表政府对虚拟经济的货币政策支持和金融界的快速发展，并对它们的关系进行简单的量化和分解。 在此，m3_us的自然对数和share_p_us的自然对数的散布关系如图5所示。

lnm3_us和lnsp_us分别表示美国广义货币供给的自然对数和平均股价的自然对数。 如你所见，lnm3_us和lnsp_us几乎呈正相关的线性关系，为了具体分析货币政策支持对美国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界的影响，我们将lnsp_us关于常数项和lnm3_us进行回归，

LSP _ us =-1.717422 +1. 341495 * ln m3_ us (1) )。

(-6.500919 )；19.49848 ) )。

公式(1)的变量系数为正，符合经济学意义，拟合度极高，有良好的t值和f值，但推测dw值极小，存在正的自相关问题，修改后得到新的拟合方程。

LSP _ us =-0.553875 +1. 535533 * ln m3_ us (2) ) )

(-4.256656 )；10.28109 ) )。

所建立的拟合方程(2)的变量系数为正，满足经济学意义，拟合度通常，但t值和f值均通过检验，修正后的dw值也满足自相关要求。 根据公式(2)，美国广义货币供给m3 _ us (以2005年数据为基期，取值100 ) )每增加1%，国内股票平均价格也预计将增加，约1.54%。 证明虚拟经济的经济政策灵活性大于1。

综合以上图像和数据观察，美国政府和议会对虚拟经济和金融界“非常积极”的支持，实质上是对富人投票十分依赖的美国政府偏袒华尔街等富人的经济政策。 通过发行货币刺激虚拟经济，政府帮助富裕阶层获得高额利润或承担损失。 显然，这种富人自私自利的政治，最终会使美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越来越脱节，从而打击国内财富的公平分配。

危机的前奏

当然，迅速发展虚拟经济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社会群体增加费用，提供越来越多的社会实际商品和劳动力。 但是，在富裕阶层利己政治背景下选出的政府和议会必然与金融业者的利益共存，这必然会推动政府、议会和金融业的“高度合作”，并通过大力推进以金融业为主体的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法律”和“制度”允许的情况下，“合法”、“合法” 实现“贪婪”获取越来越多社会财富的目的这种“无约束”的虚拟经济快速发展体系必然导致虚拟经济“无约束”的过度快速发展，从而导致虚拟经济的规模对资本“杠杆原理”和“传播效应”的双重扩大作用。 其快速发展总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实际诉求，且资本利得/劳动利得比例不合理过度扩大，从而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不断上升，整个社会不断上升。

金融界迅速上升的高额年薪和普通市民收入增长停滞的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富人利己政治的影响下，美国国内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虚拟经济和金融界最重要活动的富人越来越多，从事底层工作的低收入者越来越贫困，中产阶级也由此大规模分化，其中大部分为低收入。

这几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值，多年来一直维持在0.47左右的高点。 根据凯恩斯边际支出倾向理论，一般的支出心理是，当社会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社会支出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并不比前者快。 换言之，如果每个人的收入相同，则和个人的支出倾向一样，社会整体的支出倾向最大。 相反，如果贫富悬殊的话，高收入的富裕阶层有最低的支出倾向，低收入阶层有最高的支出倾向，所以社会整体的支出倾向会比收入平均分配时小。 因此，随着美国国民收入分配水平越来越不均衡，总支出函数的边际支出趋势越小，总支出就越下降，进而导致比较有效的诉求不足和社会上的大量失业。

s-us和une_us分别代表美国的储蓄率和美国的失业率。 分析美国1971-年的储蓄率和失业率的变动，可以发现，一方面，每当发生重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储蓄率都会显著增加。 根据双部门经济下收入法，一国的总收入总是等于国民支出和国民储蓄之和，即y=c+s。 研究发现，美国居民储蓄率上升，意味着国民支出水平相对下降，引起社会比较有效的诉求不足，社会比较有效的诉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现象，部分公司裁员削减产量，导致失业率和同周期的波动。 随着2008年左右次贷危机的泡沫经济崩溃，美国的储蓄率和失业率几乎直线上升，但引起这种变化的是在华尔街通过次贷发行获得高额利润的美国富人。

占领”运动向何处去

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定会引起大量失业。 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失业是完全的破产。 他们往往没有储蓄或有很少的储蓄，所以大部分费用依赖信用，工资是他们偿还债务的唯一资金来源。 不可否认，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尽管他们说制定了经济振兴政策以保障“全民福利”，但点钞机印刷的纸币大部分流向了占全民极小部分的富人。 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失业扩大了低收入和富裕阶层的财富差距，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巨大的不公平对待之下，最终，人们会逐渐站出来抵制这种被强大金融资产掠夺笼罩的富裕利己主义政治。

终于，在年的9月17日，失去了工作，对富人政府感到失望和愤怒的美国低收入者，占领了美国富人代表的华尔街。 一大批人叫嚣就业、公平，不满公司贪婪、财富不公、富豪权贵自私自利、牺牲中产阶级和贫民等口号，在全美各地开花结果，“占领”活动遍及芝加哥、旧金山、波士顿等地。

但是，美国当地人对这次“占领”运动的评价不高。 事实上，尽管媒体报道如火如荼，但大部分美国公民身边的人很少参加或听到华尔街的示威。 而且，在美国商学院，有很多想进入华尔街的毕业生。 即使想顺应这股浪潮，也有人不得到家人的同意就放弃了，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这次占领华尔街是少数派的行动，不是美国大众的意愿，积极的人大多是美国刚刚毕业就失业的年轻人和低收入者 另外，随着“占领”运动的时间延长、规模盲目扩大，低收入群体内部有发生内部矛盾的风险。

正如政府的成立是向全体市民提供公共物品，保障公共福利一样，“占领”的人们反映的需求也是为了公共利益的服务。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具有非常正的外部性，但由于与普通物品和服务不同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果一个个人能够提供它，实际上所有个人都可以以零价格的代价受益，对于提供其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个人来说，其极限 因此，长久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对个人来说是不现实的。 《财政学》陈共，1999年)。 同样，人们要求的最基本的物品和服务，如就业和公平，实际上是为国家的所有人服务的。 为了使“占领”运动的影响得到巨大、长期、迅速的发展和扩大，“占领”的人们必须从提供其服务的人们那里得到一定的经济援助。 但是，就像游说集团、公会和其他组织一样，它虽然是为某一产业的公司和劳动者的大集团利益服务的，但却得不到某一产业合理、自利的个人的任何帮助。 占领”的人们中的每个人所支付的价格，必须远远超过他们的需求优势每个人的平均水平，这是任何合理的“经济人”都不能接受的。

而且，由于存在“搭便车”行为，理性自利的个体通常不会为大集团的利益获取做出贡献。 所以，在“占领”运动人数少的时候，集体行动比较容易发生； 但是，随着参加者的增加，发起集体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 与“占领”人们的大集团相反，富人和政府官员形成的小集团往往更加集中注意力。 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作为小集团的富裕阶层容易控制国内政治的方向。

此外，与“占领”人们所带来的正外部性相对应，他们带来了一定的负外部性。 例如，示威时“占领”的人必然给当地城市带来环境污染和交通问题，进而混进少数犯罪分子“占领”的队伍中闹事，引发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这类问题的价格负担首先由当地市民承担。 因此，随着活动时间的持续，当地人在这次“占领”活动中发现他们支付的各种价格更多，享受的收益不会增加，当价格最终超过收益时，这些中立的“搭便车”者将成为“反占领”的团体。

当然，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可能会考虑满足示威人群的一部分需求。 例如，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出台新的经济振兴政策，继续一系列援助政策，恢复华尔街，在不触及富人利益的情况下，对“占领”运动得到一定的处理。 但是，如果经济规律公平公正，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会导致金融业者资产流失，这是对金融业者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所犯错误的严惩，起到教训作用。 如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华尔街的方法拯救经济危机，犯错误的人不会因为自己犯的错误而受到惩罚，反而会向整个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报酬的信号。 因此，可以判断，鼓励坏人干“合法”、“通情达理”、“合理”的坏事，坏结果毫无疑问是由无辜的人填补的社会系统。 因为，我们认为，只要矛盾根源——富裕阶层的利己政治依然存在，所有妥协都只是暂时的妥协，不能消除收入层间的矛盾，未来更强烈、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斗争是不可缺少的。 对“占领”运动双方来说，这不是真正的和平，而只是下一次危机再次导致另一种方式的“占领”之前的“停战”。

摘自《全球愿景全球视野》第471期、年第1期《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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