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接受媒体专访：抗议者只骂人 开口便是“汉奸””

原题:茅于轼:抗议者只会骂人

茅于轼家里经常有电话打来，辱骂他和他的家人，但这些人自己不自称家，一开口就是“茅贼”“汉奸”。 他最诟病的三个观点是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画18亿亩红线的政策——廉租房不得设置独立卫生间； 为了有钱人说话。

茅辚的两个世界

作为中国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茅于轼具备超越一个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笃定地按照自己的方法工作、生活，面对来自哪个世界的压力，即农村、城市、穷人和精英、左

本刊记者/刘炎迅王臣(来自北京、山西) )。

84岁的茅于轼面临着战争。 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困难的。

在他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地方，夫人赵燕玲打录音电话时，从里面听到“打倒茅于轼”“长沙、老贼敢去吗？ ”。 之类的文字。

与电话评价相反，茅于轼住处的低桌子和墙上挂满了发给他的奖状和证书，还有各种舆论活动的现场照片。 茅轼穿着西装，在众多仰慕者面前，他获得了鲜花、掌声和荣誉。

现在，在下雨的下午，茅于轼坐在这个“两个世界”的中间。 有点白发的头发清爽整齐，向后梳着，在宽松的布艺沙发上，他保持着上身微微前倾的姿势，始终微笑，浅淡，随时听来者说话，似乎以慢慢老去的声音回应。

我知道这个公寓的装修很朴素，好几年没变过。 茅于轼和他太太在这里住了36年。 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反差，但作为一个已经步入人生晚年的老人，他自己还在努力向前迈进一步，但仍以某种形式与过去的世界保持着联系。 从哪个电话里传播的愤怒，或者说是这个明显过时的居室。

“决定制作冰块，给历史一根冰线”

茅于轼再次进入舆论焦点，是最近在他身边再次发生的两个世界的冲突。

4月25日，沈阳、茅于轼应邀到沈阳市工商联发表演讲。 主题是“非公经济的新思维”。 对茅于轼来说，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是国有经济非公有制化的过程，正如他在过去的演讲中所说，他打算回顾1949年以来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的许多社会问题和处理方法。

演讲开始五分钟后，茅于轼说“雇佣工人不是剥削”，台下的第一排嘉宾席上突然冒出了声音。 “这不是经济论坛吗？ 怎么谈政治？ ”

发言人是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 后来他回忆说，偶然在微博上看到茅去沈阳演讲，所以没有亲自来，而是坐在了第一排。

由于反对者的突然出现，会场一片混乱，会务人员阻止了国王的新年，把他带出了会场。

茅于轼没仔细听国王在新年说了什么。 只是，“他应该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因为我只说了五分钟话。” 茅轼站在讲台上，大声说:“不要对他动武。” ”

这并不是茅于轼第一次遇到演讲现场的抗议。 5年前，在上海，正在说话，鞋子被从台下扔了出来； 两年前在北京，突然有四五个人演讲走上讲台，要拉他出来。

沈阳的事通过网络传来，又在流传中得到发酵，终于在5月4日长沙演讲前后，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从4月30日开始，茅家接到电话，质疑茅于轼的意见，辱骂他和他的家人。 他们不自称，一开口就是“茅贼”“汉奸”，这些电话是深夜打来的。 茅于轼的耳朵远得听不见。 赵燕玲能听到。 忍着没去接，第二天早上忍不住打开录音问，对方到底要说什么？

有人劝茅辚，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去长沙旅行。 但是茅于轼要去好几次。 “我答应了。 我在等几百人。 ”

等待他的不仅仅是听众，还有抗议者。 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宋阳标表示，沈阳后，许多反对茅于轼发言的人在线讨论，决定在茅于轼来长沙时进行讨论，“但他躲了起来”。

宋阳标提供了精心剪辑的现场录像，开放的宗义字幕后，《东方红》的背景音乐下展示了红旗，人们拉起横幅，举起扬声器，合唱《国际歌》，高喊“打倒汉奸”……

宋阳标没有经历过喊出这些口号的时代。 他是70多岁的媒体人，曾经的同事记得古文基础很扎实，业务能力很强。 有一次，他看到报社男厕所的小厕所前总是污水横流，不由得写了檄文，总称赞他有公德心。 由于偶尔有学校老师诱惑强奸和猥亵女学生的报道，宋阳标拒绝被实习生称为“老师”，常常感慨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

宋阳标反对茅于轼的理由是“茅于轼关于钓鱼岛、汪精卫、转基因的一点观点”，“我们厌恶压迫和不公平，资本主义引起全球的压迫和剥削，必须反对”。

在他眼里，茅于轼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反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国家制度，为富人申辩，践踏穷人的人。 “这不是左右之争，”他说。 “茅于轼的观点是卖国言论，无论左右都应该痛斥他。 ”

那么，“汉奸”和“汉奸”是什么？ 茅于轼回答说。 “卖国求荣者是汉奸。 如果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让着国家的利益，我觉得很好。 因为，老百姓的利益第一，国家的利益次要，国家的存在是为了老百姓。 ”

这次抗议的最终结果是茅于轼在一个比较小的会场进行了非公开的演讲。 在演讲的最后，茅于轼意味深长地说。 “历史一锅水出来，太沸腾了，雾太大了，看不清楚。 我决定做冰块，给历史喂冰块。 ”

“百所周知的事实派”

茅于轼的生活一直介于两个世界之间。 既是穷人又是精英； 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城市。现在，一个是所谓的“左”，另一个是所谓的“右”。

但茅于轼本人并无简单的赞成或反对。 “我是一个十分清楚的事实派。 ”他说。

这种态度可能和他的家人有关。 1929年，茅于轼出生在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有名的桥梁专家，有名的钱塘江大桥由他主持建设。 全家都是当时的知识精英，支持抗战，投身于国家建设。

茅于轼有四个兄妹，他是老板。 他的中学教育和大部分大学教育都是在1949年之前完成的。 1950年，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到边疆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先是当火车司机，后是技术员、技术员。

茅于轼是个好工程师，但他不是普通人。 当时铁路局的硬性规定之一是，每天下班后，要花两个小时学习政治。 茅于轼觉得那是浪费时间。 那是因为每次下课，大家都好好地坐着学习，他就抚摸着袖子走了。 “我想别人一定对我有意见。 ”他回顾说:“其实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只是不好意思反对。”

1958年，他为这种政治态度付出代价，被右派化，被下放到山东农村。 这个“百分之百的事实派”觉得，国家把年轻的知识分子安置在农村，不是更适合研究学习的地方，而是浪费人才，浪费国家的人力资源。

但是，他也没有进行激烈的抵抗，而是把压抑转移到了艺术上。 喜欢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认为其中表现着极端的愤怒，充满了反抗精神。 在国庆十周年文艺晚会上，他还演奏了这首曲子。 他也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那是对被迫害者的同情和呐喊”。

《右派》被取消出版权，茅于轼的专著《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时，不得不用当时还只有一岁的儿子的名字。 他被剃了头。 这是当时右派的象征，剃光头的人一定是反革命，出门一定会挨打。

多年后，茅于轼回顾过去说:“尽可能敲石桥，不鸣不飞，夹着尾巴做人。 不管别人怎么骂我、斗我，我永远忍耐着。” 但是，这也保持着他的心和外界的距离，“在任何环境中，我都不会动”他说。

1976年前后，他回到北京铁路研究院，在运输经济办公室工作。 研究课题是铁路列车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佳组合。 在此期间，他导出了择优分配的原理，用经济常识解释了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用经济常识导出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 这个课题后来受到铁道部的表彰，达成了茅于轼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择优分配原理”。 那一年他50岁。

不料，茅于轼对十多年的流放生活并无怨言。 他多次表示:“从辩证的角度来看，12年失去了从事事业的机会，但获得了我国对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大跃进，三年的困难时期，文革，他都在农村和农民一起经历。 “我也吃过蝗虫。 ”

1981年，参加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的计量经济学研讨会后，茅于轼正式接触现代经济学，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经济的书，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 1985年，他写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及其数理基础》，奠定了经济学家的地位。

同年，申请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后——他不是经济学出身，而是转入美国所，因此研究方向仍然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

“我有强烈的希望这个国家变得富裕起来。 ”他说。 “我在美国10年间的约2/3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 我相信这些文案对中国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身边的反对者

既是理论中的中国，又是中国的现实，如何运用学者的智慧，制定适合中国现实的政策和制度，是他思考的第一个文案。 感受到国民经济知识的不足，他也开始撰写稍具普及性的经济理论副本。

1993年，茅于轼正式退休，与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 “天则”的语源是《诗经》“天生镇民，有则有则”。 几年后，天则成为中国最有名的民间智库，20多年来，历经坎坷，天则多次生存，茅于轼也一直是研究所的法人代表。

这一年，他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一书。 书中的大部分文案来自他于1986年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想法。 这本书的目的是让网民自己思考，切身感受自己掌握的经济学。

多年来，他依然希望用这个观念影响公众。 “既没有对也没有错。 重要的是事实是什么，你的思维是什么。 ”

他最恶毒的三个观点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我不赞成为了保证粮食产量而划定18亿亩的红线政策； 廉租房不得设置独立卫生间； 为了有钱人说话。

反对者从左到右都来。 没有独立卫生间的廉租房有歧视低收入者的嫌疑，关于为富人说话，在中国贫富差距大、仇富心理强烈的社会背景下，肯定和当时主张“政治学习是浪费时间”一样，自己瞄准了自己的胸部。

反对者也在他身边。

80后张林是茅于轼的怀疑者。 这个戴着眼镜小声说话的青年，在读研究生时，将茅于轼不必死守18亿亩红线的观点带回山东农村老家，询问乡亲们的意见。 这项小规模调查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认为“这茅老人根本不擅长村子”、“胡说八道，不给耕地划红线，被有钱人拿去开发，农民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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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张林应聘了天则经济所的研究助理。 张林的另一个选择是去国家粮食局当公务员。 但是在做最后选择的时候，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成为了茅于轼的助手。

张林说:“我仍然对18亿亩红线的观点抱有疑问。”但茅于轼的其他许多观点，让他耳目一新。 他凭直觉感到，至少这位学者值得关注。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去茅于轼家的时候。 面试。 几乎没有问候。 茅于轼说。 “来，制造问题吧。 张林一看，桌子上放着早就准备好的大经济学问题。 全部结束花了两个多小时。 茅轼告诉了这个经济学的研究生，什么样的图形和表格代表了什么样的社会细节。 例如，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正态分布。 张林把教科书的理论讲得和本宣科一样。 茅于轼一听，其实很明确地说，“没有一个因素能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它就是正态分布”，并把它应用到了中国粮食产量的现实中。 张林说他几乎都是大嘴听他解释的，“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真正理解经济学”。

面试通过后，茅于轼认真地对他说。 “我们的天则所是民间研究机构，不会让你升职或发财。 另外，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如果真的想成为一个明确的人，留在这里是值得的。 ”

他刚从学校毕业，张林还是“穷人”，但茅于轼亲自租了他的房间，特意选到了研究所附近的小区。 房间不大，是五六平方米的小单间。 茅于轼感到不便，告诉他在非工作时间可以采用办公室、电脑、沙发、冰箱、微波炉、纯水。 张林很感动，说:“在别人看来，茅总是有名的经济学家，有人说坏话，但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他是个爱管别人的老人。”

张林最初的怀疑渐渐变成了认可。 “他是个严格的人。 ”他说:“他提出的理论，都是对中国现实进行深入思考的。” 张林印象深刻的是，在进行“饥荒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推算”项目时，茅于轼指出了数字书写中应注意的问题。 例如，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不是300000人，只能写“30万人”或3×105人。

跟着茅于轼走的另一个结果是，张林被不熟悉的电话和邮件称为“汉奸小狗狗”。 但是茅于轼的和平影响了他。 他引用政治学家刘瑜的话，现在中国理性和民主主义的水平线在上升。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人文经济学，就是帮助地平线上升的力量”。

但是茅于轼本人对这些“遭遇”似乎无所谓。 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中，不仅有谩骂，还有ps茅于轼的艳照，而茅于轼却收到了张林寄来的信，看了看，扔了。 他唯一的不满就是这些电话打来的时间——一般是午夜，他耳背聋，但会干扰他太太的睡眠。

“牢牢地刺入事实的细节”

在张林眼里，茅于轼是那样的老派文人，文雅，儒雅，说话慢，不温不火。 张林没见过茅于轼生气，连大声说话都没有。

当《中国信息周刊》和他讨论时，要说有人质疑他在经济学行业的研究成果，他一点也不打算为自己辩护，而是悠然地回答说:“我觉得我的专业能力，没有必要自我确认。” 这就像武林高手的“无胜算”，当他没有提出观点时，任何反击都是无用的。

“他就像一团棉花，即使遇到重重的拳头，也会用一种形状和一种语调来回应。 ”一位接受采访的媒体记者说。 有人认为这显示了他的傲慢。 他甚至不屑于直接回答各种各样的疑问。

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他铸造尊严的过程，他有超越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 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用自己的方法工作、生活，不屈服于来自任何世界的压力。 农村和城市，穷人和精英，左，右。

他称赞习大力提倡的“中国梦”，感慨30年改革带来的一些变化和成果，但批评政府伸手过多破坏了市场秩序。 虽然他认为市场在创造财富方面比较有效，但承认许多问题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的反对者不满毛时代的否定，但他说:“我还是赞同治官走‘大众路线’……”

这些都是他真实一贯的表现，有时甚至让人觉得面目不清。 但是，他说:“我之所以提出种种批评，从根本上说是期待着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这可以看作是左右之间共同的目标，合理的底线。 关于实现方法有差异，可以谈。 ”

他称赞的实现方法是牢牢地刺入事实的细节，处理问题，提供方案。

茅于轼和夫人赵燕玲是第一批希望工程的参与者，一次汇款得到回复后，夫妻俩在山西临县湈水头镇龙水头村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负责农民的小额贷款项目。 最初的资本是500元——用于帮助村里的孩子上学、治病，没有利息； 要快速发展生产，必须征收1%的月利。

他不是以精英的身份施舍或给予优惠，而是以对待富人的方式借钱，计算利息。 但是，他的借款要求非常简单，只需要制作借条就可以了。 他给了一位陌生的小学教师雒玉鲲500元这个项目。 对他来说是一大笔钱。 雒玉鳌说他本人月薪只有43元。

“他很容易相信别人。 ”张林经常写信给茅于轼，说自己遇到困难，投资失败，就需要帮助，而茅于轼则在上面的地址汇现金。 无论真假，张林和身边的人都劝他说:“我怀疑别人的价格太高了。”

小额贷款项目尽管发展迅速，但始终如一，得到了村民的信赖。 此后，全村几乎所有人都认识茅于轼。 人们不能明确地叫他的名字，干脆地叫他“茅委员”。 他听了之后，订正为“茅先生”。

另一位负责小额信贷的李乃伟在2002年他刚开始接手这个项目时，茅于轼写信说。 “一个人取得了成绩，但手里有点权力，容易犯骄傲的毛病，工作马虎，对人失去热情，可能会产生危险。 希望你记住。 ”

作为一名普通山村小学教师，李乃伟说:“他是名人，自己写信教我的。 ”。 我觉得这受到了他的尊敬。

熊伟，另一位民间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想起了1996年与茅于轼的交往。 那时，他还是一名中专教师，写信给茅于轼，交流政治和经济的观点。 他出乎意料地看到茅于轼马上回了信。 信中的观点使他“深刻理解了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 但是，给他留下的印象很详细，“茅老的两页亲笔回信，写在一张已经使用过的纸上，但当时我几乎没有环境意识。”

正如所有老派人士只要认定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改变一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干扰，茅于轼都主张，要帮助穷人，就必须帮助他们获得生产资本和一技之长。

2002年，在小额贷款的基础上，联合茅于轼、汤敏、吴敬琏、资中筠等社会名师，在北京创办富平学校，培训农户女性担任家政人员，入学是免费的，但就业后必须每月还款。

农民父母认为这是“带女儿进城伺候有钱人”，有些人担心是“人贩子”，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入学。 的第二年发生了“非典”，学校10个月没有业务，钱全亏了。 之后，一位富平学校的毕业生疏忽大意，雇主家两岁的女儿从沙发上掉在地上死亡，富平学校的形象一落千丈，但茅于轼多次下来。

很快，保姆成为城市普通双职工家庭的“刚需”，西部地区相继掀起送养保姆的热潮，对富平学校扶贫方法的质疑在这股大潮中不会自取灭亡。

抛开对他的看法之争，谁也不能否定。 他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谦谦君子”。

坐出租车，结账的时候，他一定给整数，说“不用再找了”，他认为这样司机就能舒服地迎接下一位客人。 如果邀请方派车来接他，他一定要在下车时和司机握手表示感谢； 一次讲座后，在北京下班高峰的时候，他说要坐地铁，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汽油。 主办方再三调整后，最终被同道的同事“护送”坐地铁回家。 出席演讲和会议，他没有迟到过或早退过。 上台的时候，第一句话一定是“谢谢”。 ……被邀请参加位于茅于轼的评奖活动的主办方告诉了《中国信息周刊》。 在那次活动中，他认为主办活动对茅于轼的安排不妥当。 他在送茅于轼回家的路上很抱歉，茅于轼说:“没关系。 我不在意那种事。 ”

我记得财经作家苏小和在2004年去过茅于轼家，谈到了当时茅于轼没能出版的书。 他很惊讶茅于轼没有抱怨。 “老人微微一笑，从边际收益的角度来看，宽容会造福所有人，但为什么呢？ ”

1999年，茅于轼写了《中国人的道德展望》。 他试图论证市场秩序需要道德基础，市场秩序可以遵守道德的道理。 “在这个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中，中国人的道德观也经历着转向的迷茫。 ”

十几年后，他还在继续这个思考。 这些想法综合了今年3月刚出版的《中国人的不安来自哪里》。 书名使用了“恨”，但出版时变成了“焦急”。 回答书名的问题时，他写了以下内容。 “我的直觉感觉是缺乏社会正义。 简单来说，不讲理的……不讲理的人在任何社会都有。 中国的优势是一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张正义。 所以，不讲道理成了民怨。 ”

5月14日，在北京陶然亭附近的文化会馆举行了这本书的读书会。 从9点30分开始，参加者有30多人，有公司职员、学校老师、大学生。

茅于轼早下了出租车20分钟。 他穿着白衬衫，旧风格的浅黄色领子夹克，深蓝色布裤子，脚上穿着银灰色蓝边运动鞋，慢慢地走向会场。 经过仿造的小桥时，不断有人朝他打招呼，他点头微笑，向过来的人微微低头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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