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法学教授谈薄熙来案庭审战略：庭审经典之作”

备受公众瞩目的薄熙来案审判已经结束，该案的审判程序空前公开、透明，给国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示了法治的进步。 在庭审的整个过程中，在审判长耐心、平静的主持下，双方围绕争议焦点的事实，展开了积极、激烈的攻防。 其中，辩论双方围绕争议证据问题，充分利用各种证据规则进行证据确认，是此次审判的一大优势，也是我国1996年刑诉法编撰确立以来的审判经典，实际上也是证据和司法的经典

证人作证资格问题

在本案审理中，辩护方多次质疑控方证人的作证资格问题，这是典型的否定证人资格、否定作证的辩护策略。 例如，在关于受贿罪姓名的辩护中，检方指控被告人三次收受唐肖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10.9446万元，并在法庭上播出证人唐肖林的证词。 对此，辩护人抗辩说，唐肖林收取250万元，本身犯罪，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作证，不合适。 这显然是对唐肖林证人资格的质疑。

辩护方质疑不成立，是因为证人唐肖林因在他的案件中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但他在本案中作为行贿者作证受贿者，没有角色冲突问题，是证据法理上的污点证人，仍然具有证人资格。

再者，在关于被告人贪污罪名的辩护中，辩护人对证人来自薄谷的作证能力提出了质疑。 薄谷开被认为在之前的故意杀人事件的审判中明显存在精神障碍，但不知道这种精神状态的人是否能作证，以及作证时是否冷静。 这些证据是否可靠值得怀疑。 这显然也与证人的作证资格问题有关。

对此，我国刑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作证。 生理和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也就是说，只有生理和精神上有缺陷、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才会失去证人资格。 另一方面，根据本案的情况，检方的回应，证人薄谷为本案作证是在服刑期间，根据精神鉴定，薄谷的控制能力减弱，但不能说明他的思考力和说明力减弱，并且在作证时控制能力也有所减弱 因此，证人薄谷开在作证时完全具备刑法规定的作证资格，辩护方的观点不成立。

所谓周边证据问题

在本案审判中，被告人曾多次在证据答辩中提出所谓周边证据的观点。 比如，对比起诉书被指控收受唐肖林财物的问题，被告人答辩说，刚才公诉人提出的证词都是外围证词，大部分是外围证词，与本案关系不大，不能说明我有罪。 但实际上，我国的证据立法、理论和实务中并没有周边证据这个术语。 本文认为被告人的所谓周边证据实际上是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说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实施的证据。 被告人用周边证据(间接证据)回答，意在反驳检方指控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而说明力不足的指控。

但是，从证据法理上讲，被告人的这种反驳很难成立。 因为，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局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死刑案件审评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确定规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犯罪行为类被告人已经实施，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确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不能排除的矛盾和不能解释的疑问。 (三)基于确定方案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解释体系； (四)根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唯一，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五)用间接证据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评价。 这意味着，即使案件没有直接证据，只有间接证据，只要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符合排除合理嫌疑的法定说明标准，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因为，所谓周边证据(间接证据)，依然是证据，而且是确定的根据。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由于被告人在法庭上翻供，检方不得不频繁引用被告人在纪检调查期间所作的自白。 作为辩护战略之一，被告方面强调，纪检部门调查期间进行的供认是本材料类的违法证据，但法庭尚未就此启动违法证据调查程序。 那么，法庭的这个方法合法吗？

笔者认为，根据中国刑法第五十六条的确定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审判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收集证据的情况，应当在法庭上调查收集证据的合法性。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向法院申请依法排除以违法做法收集的证据。 申请排除非法收集的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资料。 也就是说，法庭并不是只凭被告方的申请就擅自启动非法证据调查手续，而是要求提供被告方应首先履行争议点形成责任的相关线索和资料。 被告方面的争议点形成责任是指，在排除非法证据案件中，被告方面不承担说明证据正当性的举证责任，但有责任提供调查非法取证行为的相关线索或资料，如非法取证的时间、地点、行为等情况，赋予法官取得该证据的正当性以合理的嫌疑 被告方只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未能履行或未能履行争议点形成的责任的，法庭对取得证据的合法性无法产生合理怀疑，无法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进行法庭调查。 在本案中，被告人声称自己撰写的本书是在不正当的压力和引导下撰写的，但没有提供不正当取证的具体线索和资料，如时间、地点、不正当取证行为等情况。 相反，被告人在法庭上承认在纪检期间受到礼遇。

综上所述，非法证据的问题是指辩护方的抗辩策略，目的是否定以前本书的真实性，为其改编提供合理的支持。 对此，法庭不需要展开特别的法庭调查。

品格证据运用问题

在英美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在交叉验证时攻击证人可信度时，品格证据是决策因素。 在本案中，被告方面也频繁使用该战略，试图通过批判检方证人的品格来否定证言的真实性。 例如，在关于受贿罪的辩护中，被告人强烈否定证人唐肖林的证言，称唐肖林为骗子，说他将为检举被告人立功。 此外，关于证人皇家军队的证词，被告人认为此人质量极差。 一个是当场散布谣言，另一个是掺水，这样的人作为重要证人提出证据，是缺乏法律公共说服力的。

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并未完全拒绝品格证据的运用，例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品格证据就是重要的确定证据。 但是，在本案中，被告方未能成功运用品格证据的战略原因，是本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控方证人品格的攻击，只是片面的语言，缺乏证据的支持，辩护方实际上只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不列举任何证据进行说明 从证据上看，要怀疑证人的品格(诚信等)，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说明。 例如，可以要求法庭要求证人的邻居出庭为证人的声誉作证。 如果只是比较证人的品格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列举任何证据进行说明，就不太容易动摇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作者:万毅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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