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

张维迎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今后十年是改革窗口期

张维迎曾多次表示，过去十年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十年，是社会和谐最糟糕的十年，也是政治改革迷失的十年。 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我们还是值得期待的。

新一代领导人经历了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但改革指日可待。 张维迎警告说，一过这个村子，这家店就没了。 在张维迎看来，既得利益者有可能成为改革者。 如果不承认这些，所有的变革都认为你死了我活，人类就没有希望了。

张维迎说，中国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自由、公正、法治、民主的社会，经济上死于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政治上建立宪政和民主制度。 张维迎预计，这一进程大约需要30年。 以下是旧文章，被称为经典，现在重读，依然受到启发。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大家都看，其实他的第一本独立书是《关于美国的民主主义》，也是他的成名作，最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推荐。

我读《旧制度和大革命》感受到的是，其实人类很无知，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可能和想要实现的目标和实际结果完全不同。 加强统治的方法也可能会导致破坏统治。 我认为这几个很重要。 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不要认为只要脑子里有目标，有顶层设计，就能实现目标。 许多改革的成功是不一致的，革命的结果更是难以预测。

中国能告别革命吗？ 大家对现在的体制不满的是，要求变革，改革和革命只是变革的两种方法。 能否告别革命就是改革能否走出来。 因此，首先必须了解的是目前的体制改革能否走出去。 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是可能的。 至少理论上是可行的。

悲观主义者认为改革应该触及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是现在的权力者，如何才能进行积极的改革呢？ 但是，历史上的许多变革由既得利益者推动，许多成功的变革由既得利益者进行。

既得利益者有可能推动变革

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要推动变革？ 我的总结有三个理由:

第一，他们有新理念。 不要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 大卫&米德； 休姆说，200多年前，尽管人受好处支配，但好处本身和人的一切事情都由观念支配。 纵观历史，伟大的变革大部分是观念的一些变化引起的。 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信仰，这很重要。 当时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第一是出生在旧体制下受益的家庭中的人。 不要认为他们是被压迫阶级，因为他们是革命。 不是那样的。 他们发动革命是因为接受了马列主义，有了新理念。 法国革命的许多推动者也是贵族。 所以我认为理念很重要。

第二，既得利益者不是统一的利益体。 当我们谈论拥有既得权益的人时，他们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团结，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函数，可以统一行动。 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有时比他们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要大得多。

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历史来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法治和民主主义首先在贵族内部实现，然后向整个社会宣传。 贵族内部为什么要建立宪政和民主？ 因为旧体制下他们互不相让，各有特权，但没有人权，互相伤害，终于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妥协的重要性，导致宪政的出现。 英国直到19世纪的变革，首先是贵族与国王、教堂之间，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

第三，改革是既得利益者不让革命的最佳途径。 如果被统治阶级有好处的需求而你不能满足，他们可能会起来推翻你。 幸运的是，统治阶级内部可能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不断满足被统治阶级的需要。

他们试着做了也许不行，但不管怎样都做了。 英国从1832年的第一改革法案开始，为什么继续扩大选举范围，直到1928年才实施男女平等的选举权？ 是英国统治阶级清楚地认识到的。 否则自己不能去。

总的来说，既得利益者有可能成为改革者。 如果不承认这些，所有的变革都认为你死了我活，人类就没有希望了。

不管你死还是我活，革命的结果都无法预料，也未必比原来好。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家渐渐认识到，如果当时不太着急的话，情况可能会比现在好得多。

现在，我们的民主理念、法治理念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一百年前。 宪政这种东西，一百年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都在讨论，我们现在还不能充分讨论。

时代需要政治家而不是官僚

这是从乐观的立场出发的话。 从悲观的角度来说，既得利益者能否真正成为推进改革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把握。

体制危机在哪里？ 它不是那么有效地工作。 有点党政部门，嘴上说得和上面一样，但做的完全不同。 在被称为维护党的领导的机关和官员这一点上，很多事件削弱了党的统治、党的领导。 他们口口声声说党有责任，但实际上只是保护自己的乌帽子。 现在的腐败分子正在兑换共产党。 就像储户竞相取款兑换银行一样。

另一个社会问题是，政治家似乎只来自官僚。 政治家和官僚本来是两种人，现在变成了一种人。

官僚不为每个省厅做坏事，政治家要做正确的事，做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 政治家身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傲慢空，需要经历一定的苦难，但不是官僚主义的苦难，而是政治竞争的苦难。 现在的这个人制，到了这个地步，政治家似乎只出身于官僚。

官僚是一步一步按照规则来的。 政治家一旦走出官僚，就没有理念，也就没有魄力。

这个官僚系统培养政治家的方法哪里可怕？ 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刚被提拔为副县长，县委书记之间有几个台阶？ 五个！ 每级至少2年，运气好的话，10年后可以成为县委书记。 如果垄断县委书记的权力，可以做很大的事，你必须进步吗？ 要进步必须成为副市长，副市长离市委书记也有5级，还有10年的距离。 副省长到省党委书记又十年了。

请考虑一下。 这三十年过去了。 只有两个结果:有理念、有魄力、有棱角的人，要么彻底出局，要么毫无理念、毫无棱角地被磨练，成为彻底的官僚。 结果，官僚将领导国家。

如果我们不需要变革，至少在体制上已经落实到法治、宪政和民主上，还可以。 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伟大领袖的时候，这个人制本身并不是产生伟大领袖的体制。

美国的运气在哪里？ 美国开国元老经过三四十年轮流执政。 例如，华盛顿工作了八年，亚当斯工作了四年，杰斐逊工作了八年，麦迪逊又工作了八年，这四个人一共工作了28年，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就建立了。

台湾的幸运在哪里？ 蒋经国去世前认识了这个事件，开始做，所以台湾也来了。 我们的麻烦是第一代革命家有那样的权威，不做那样的事件，邓小平也没空做，时机不对，一错就是60年。

当然，历史具有偶然性。 有时阴和阳会不小心撞到一个身体上。 他可能有很好的理念。 使命感强，有胆量，有魄力，有领导能力，敢做大事。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新领导人有点横空发迹的味道，并不完全是官僚体制的苦难涌现出来。 所以我们应该还在期待着。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十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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