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如果薄熙来不出事，公司家能躲得过他吗？”

据《第一财经日报》10月11日报道，9月下旬，万科董事长王石将前往美国波士顿与师友告别，结束在哈佛大学两年的学习生活，10月搬到英国剑桥大学开始新的学习。 该报记者在纽约文华东方酒店对62岁的王石进行了采访。

日报: 1984年创办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示中心( 1988年万科改名)，到1999年2月辞去万科总经理职务为止，作为你的一个阶段，之后，作为董事长，你将踏上7+2的登山之旅(世界 这两年间，你又选择了出国读书。 第三阶段。 你觉得读书到底怎么样？

(/S2 ) )王石) (/S2 ) )留学是我的自卑心理，由来已久。 我是工农兵学生，目睹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一直希望有机会留学，接受系统的知识培训。 1983年去深圳闯荡的我的想法也是以深圳为立足点，两年后出国学习。 我当时没想到自己会做一辈子生意。 另外，也不清楚深圳会发展得怎样迅速，特区会变成什么样，置身于当时的环境中也不能说有三年、五年的计划。 因为很难预测明天会怎么样，所以做了一年只能看一年。 没想到一直在做，我有出国学习的梦想。

像我这样的文革一代没有受过良好的知识训练，虽然是自学读书。 我在深圳做了多年，一直在考虑出国学习，但总是落后一年又一年。 50岁了，我开始觉得留学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一个是年纪大了，另外接受知识训练应该是年轻人的事件。 过了50岁之后就不想在国外读书了。

59岁的时候，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非正式邀请。 万科和哈佛之间有三年的合作项目，每年暑假哈佛本科生都计划去万科实习。 有一次，合作双方见面吃饭时，哈佛方面的中国基金项目执行主任说:“国王来哈佛当访问学者，学了半年还是一年左右？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了。 然后选了最长的时间一年。

能去哈佛学习，一方面是万科和哈佛的合作项目在推进，另一方面也和我的身份和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包括写申请材料的时候，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商学院项目有一年的教育经验，我也是公司的家。 特别是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的时候，感觉自己理论上的准备不够。 当然，作为模范教育，你讲述多年的实战经验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教育和演讲还是不是一回事。

去哈佛最直接的理由还是因为自己想接受系统的知识学习和整理。 其实不是因为是哈佛才去的。 如果当时邀请我的学校是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我可能也会去。 但是，这个契机最终成为了去哈佛的契机。

但是，直到真正走出留学这一步，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没有做好准备。 还是语言的问题。 因为毕竟不是国内的学校，所以之后担心是不是无法克服语言的障碍，反而犹豫了。

到了哈佛后，我选课时不由得选了资本主义思想史、宗教如何影响社会的课。 这和我是公司房子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做了多年公司，但我自己，对于万科的未来如何走，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的学习困难非常大，更大的是语言问题。 另外，这些课程即使翻译成中文也很难懂。 特别是关于宗教问题，我本来就不知道。 真正深入后发现，新教进入美国后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等，有很多教派。 例如，有一个叫贵格会派的小教派。 虽然目前全世界的信徒只有60万人，但在反对战争与和平主义方面起着兴趣和重要的作用。

其实哈佛的第一年几乎是崩溃状态。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很茫然，完全不知道教授在说什么。 幸运的是，美国的教育方法可以教你在课前读那些书，预习，课后继续阅读来弥补。 整个学习过程很辛苦。 这一年糟透了，不断消耗，散光严重。 我本来不近视，但现在衰老很快，眼睛充血，视网膜硬化。 我第一次经历了这个浏览方法。 要快速阅读大量的读物，要求效率高。 另外，不要停止和教授的交流，只能用很大的阅读量来弥补听力、口语的缺陷。 那个时候，我以为在哈佛每天都很痛苦，每天都很期待星期六。 因为我可以睡到星期六。 因为熬夜很厉害，所以白天上课时打瞌睡，经常觉得没有自己出头的地方。 最坏的情况是，什么也不学习，会累坏身体。

在深圳创业这几年，压力很大，但我的睡眠一直很好。 越是困难时期，睡得越好，什么也别想。 我觉得明天太阳会正常升起。 但是在哈佛真的有想放弃的心情，每天看书两三点睡觉，八点上课，知道自己要睡一会儿，但是怎么也睡不着。 登山中只是肉体上的痛苦，心理上很恐惧，也就是说要忍耐两个月，但在哈佛必须要忍耐12个月！

但是，当这一年真的快要过去的时候，又是时间太早了，怎么一年已经过去了？ 然后在哈佛学习的第二年申请了。 到了第二年感觉时间更不够了，我也不想再交往了。 每天只是在公寓、校园、教室、图书馆之间奔波。 这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改变了个体。

我真正感受到变化的是，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时，我的副教授说你讲课的感觉和以前完全不同。 变化的第一点是两点。 一个是更有逻辑性，另一个不是试图教学生什么，而是侧重于引导思维。 越来越多的是学生相互交流，我提出问题，学生解答，但并不是一定要立足于提出正确答案。 然后，我也突然意识到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以前以为自己是老师，但传递知识、传递例子帮助了学生的提高。 现在，我觉得自己是启发者的越来越多，我也从学生那里获得了很多成果。 　　

王石和她的田朴珺在飞机里

/ br// h /

日报: 作为万科创始人和公司的一员，在哈佛的学习感觉如何？

王石: 我是公司的家，和通常的留学确实有不同之处。 在哈佛的学习中对万科未来的思考有潜在的变化。 我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还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作为中国公司的家，公司将走向何方。 希望你能努力学习，找到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我以前在考虑怎么让公司成功，现在在考虑让公司成功的背后，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这是过去没有仔细考虑过的。 以前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多，但没有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想法。

对我来说，创业后越来越多的是参照二战后的日本公司模式，就像松下、索尼、丰田一样，它们不仅是成功的国际公司，自身的公司文化也影响着社会进程和快速发展。 我希望万科成为这样的公司，不仅在公司层面和产品层面，而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这样的作用。 但是，如何从文化上考虑这些问题，以前是不够的。 中国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市场经济，有民营公司，所以一定会成功，成为松下和丰田那样的公司，不是吗？ 以前觉得可能，但就现在的感觉来看，难度很大。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以前我经营着一家管理公司。 现代工业、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以我的方法是学习西方，与从中国传来的概念分离。 再加上我们受教育的时候，文革爆发了，什么也没学到。 不如说，在之后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接受上的障碍。 例如，我认为万科当然不会追求阳光下的利益，也不会行贿。 如果这些方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行不通，我将通过进行国际化、开展国际业务来规避中国市场的一点局限。 比如万科去年在美国的项目，总体上非常顺利，顺利到我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正因为我在中国这样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中坚持并同时实现了现代价值观，我才觉得更适应成熟的理想市场环境。 以前在很多困难的环境中进行，但一旦变成规范、透明、值得期待的环境，就会变得非常舒适和容易适应。

但是，这样下去，万科会处理所有的问题吗？ 不，不是。 例如，我对诺基亚很有信心。 我突然意识到诺基亚不行了。 创新仍是美国公司，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其他国家的企业品牌可能在某一时期独占鳌头，但整体创新主力在美国。 所以暂时的，领先一步，不能保证你能一直走下去。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两大红利，由于中国市场太大，万科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目前世界许多领域前十的企业也有中国企业的身影。 但是，我们的竞争力真的能排在前十名吗？ 万科真的是最好的吗？ 不。 如何从量的第一到质的提高，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万科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去年之前，万科卖得越多，为了提高销量和收入竭尽全力。 万科的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年我们想控制，说不能超过1400亿，实际完成1200亿，不是故意少卖，而是全力卖出1200亿。 这证明市场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

今年，我和郁亮一致的想法是，万科最重要的不是求量，而是提高产品质量，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这也与中国现代化、转型升级的步伐一致，公司要与国家共同成长。 第二，充分考虑市场的不确定性。 因为市场泡沫明显加剧。 我担心中国会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老路。 但是，虽然当时的日本中产阶级占很大比例，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了。 因为如果有一天泡沫经济崩溃的话，后果会更严重。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多机会。 万科不仅要建造住宅，还必须从城市补助和公共建设的角度考虑自身的快速发展。 例如，我们的社区商业必须考虑如何向周围增加价值。 城市水的解决、排水的延误，也是我们的机会。 万科也是城市配套的供应商。

几年前，万科实现了从多元化到专业化的转型，现在是从量到质的新变革。 例如，从人员组成来看，当时我们最重要的人员是销售人员，1995年以后将销售业务交给代理商，没有销售队伍了，但现有人员中工程师所占比例最大，为2700人，占6000多人的员工比例为40， 万科正在成为技术企业。

(/S2 ) )日报) (/S2 ) )你这两年在留学，你的一点点观点在网络上成为热点，有人把你当成公共知识分子来看。 在这方面你是怎么定位的？

王石: 我是公司的家，我的思维当然是从工商界的角度，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而且，我是中国公民。

中国进军世界，全球一体化，但成为哈佛后，我发现有必要增加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化这门课。 作为中国人，你是谁？ 你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不处理的话，就无法解决去哪里的问题。 所以我选了中国哲学课，学了庖丁解牛这一课。 在剑桥继续这些课。 这是身份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你的角色的问题。

到了哈佛后，我能平静地看中国，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现状。 在国内的时候总是觉得改革力度不够，但是到了国外就容易平静下来，要想更清楚地思考中国以前传入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百年，可能还需要第二个百年。

今年年初，我作为中国公司家论坛的轮值主席，在阿布瑞冬季论坛上谈到了公司家的自我更新问题。 未来在我们身上。 公司的房子请不要抱怨。 不要用移民的方法来应对社会的不明确。 公司家的精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冒险精神。 如果我们移民了，公司房子的作用也就没有了。 滔滔河水由一条小溪汇集而成，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民主、公平、正义、光明的。 我们必须像溪流一样，从自己，从自己的公司开始。 如果自己不那样做的话，就没有希望总是能得到上司的帮助。

亚布力夏季论坛在合肥召开的时候，我谈到了改革。 公司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每次管理转型、企业重组、战术转型都耗尽了心力，焕然一新。 公司的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改革的难度呈几何级数上升。 公司的房子不能只指望政府处理问题。 抱怨处理不了。 公司的房子应该多行动多改进，改革绝不是一个体、一个组织的事件，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需要整个社会的合作。 有些改进并不简单。 例如，不要一起吃鱼翅。

总的来说，我认为公司的房子阶层应该越来越多的反省、自律、自我更新和自我保护。

公司也是市民，也关注公共话题。 [/s2/]例如，当薄焕来在重庆打黑的时候知道了许多违背法治的大致方法时，我也对公司的房子产生了负面影响，吓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不是从薄谷来杀人，或者皇家军队逃跑，或者稀里糊涂什么都没发生，公司的房子能避开他吗？ 对于违背法治、我们认为错误的事件，可以保持沉默吗？ 应该表明态度。 像甘肃省这样未成年的中学生，只发布谣言就要受罚，如果被逮捕就要被逮捕，这违背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教育为主、惩罚为从大体上是违背的。 (注)当地随后决定撤销刑事案件，改为行政拘留7日) )。

推进中国的问题处理，也需要智慧。 就像气候问题和减排问题一样，中国到底要负多少责任？ 发达国家历史上已经排放很多了，现在要求中国减排，中国怎么减排呢？ 麦肯锡运用优秀的研究方法，提出了降低减排强度的概念。 总量排放量还在增加，但强度开始下降。 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概念。

总体而言，对于中国的未来，我是谨慎的乐观主义。 越来越有耐心，从政府到公司都需要越来越多的努力来大家参与。 (作者:秦朔、袁艺铭) )。

本文：《“王石：如果薄熙来不出事，公司家能躲得过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