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尚存疑”

想使用新加坡模式的是强势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但最后能否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值得怀疑。 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快速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财经年会上这样表示。

姚洋认为，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定的目标在年全部实现，中国将实现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新加坡模式就是这种模式的典范。 但是，新加坡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值得怀疑。

姚洋具体解释说，新加坡和中国有4个显着差异。 一个是规模，根据中国的规模，政府无法掌握所有的新闻。 二是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政府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干预经济三是中国有强大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市场中独立运营的实体四是政府掌握的资源远远超过新加坡。

年11月18日-20日，《财经》年会:预测与战术在北京举行。 北京大学国家快速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作为嘉宾参加了以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能力为主题的全体大会。

北大姚洋: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值得怀疑

以下是部分实录。

刚才陈锡文主任也提到了这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 而且，在全会的决定中，有很多具体的措施。 例如，减少批准，向内部开放，设立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设立时间表，到年完成所有改革。 这是当然的，在最近的历史上党的文件中没有出现过。 也就是说，只要实现我们在全会决定中提出的任何改革，中国到了年基本上就能实现市场经济。

张燕冬问我三中全会什么也没说吗？ 我认为有几点非常重要。 但是，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没有很好地体现出。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国有企业必须增加越来越多的利润，但每年达到30%也超出了预期。 但是，国有企业应该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今后怎么办？ 这其中几乎没有涉及。 我知道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份额仍然非常大。 他们的动向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经济的整体动向。

其次，我们说了很多减少批准、限制政府权力的事情，但有些不清楚政府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 例如，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程度非常深。 那么，我们没有说三中全会的决定如何约束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 另外，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以大口径计算，政府收入约占gdp总量的36%，将有所增加。 那么，到底政府应该得到多少资源呢？ 这个也没说。

第三，如何监管政府，我们是否有长效机制。 当然，我们提出了要加强人大在决策中的作用，但具体怎么加强呢？ 这也是老生常谈的事件，在这次决定中，基本上也是重复着过去说过的事件，没有新的东西出现。

到了2010年，如果全会制定的这些目标都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之外实现，政府的作用也将实现，那么，用这种方式实现政府+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吧。 所以，这个模式可能是世界上最行得通的。 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新加坡模式。 但是，问题是新加坡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

我知道新加坡做得非常好。 20世纪60年代，那是世界上非常贫穷的国家。现在按人均收入计算，它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我认为新加坡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规模。 新加坡的人口在500万以上，新加坡的面积没有我所在的海淀区大。 请考虑一下。 如果海淀区能够独立，海淀区的快速发展也可能会很快。 这里的头脑规定了决策的成败。 我觉得原因是新闻问题。 在新加坡，政府基本上什么都知道，但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家，政府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新闻。 而且，中国的模式和新加坡的模式有很大不同。 一个是我们有很多国企，政府可以通过国企干预经济另一个是我们有强大的地方政府。 我们有很多地方政府。 这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市场上独立运营的实体，新加坡也没有。 最后，我们的政府负责的资源远远超过新加坡。

所以，想使用新加坡模式的是强势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但最后能否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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