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儒教与西化在现代中国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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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影响进入之后强制发生的。 中国从奉行儒家政治模式的帝国迅速发展成现代国家，儒教和中华帝国的遗产在现代中国继续发挥作用。

民族救亡是近代历史的主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常被西方国家和日本打败，但在复制工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模式时具有许多特点。 不能建立重视快速发展的强大民族国家，是许多后发国家面临的问题。 但是，中国有强大的国家( strong state )以前就传了下来。 广阔的核心领土，其广阔的人口共享着同根的文化，但其精英集团得到了集体认同。 这些都要归功于一千多年的儒家国家从以前传下来的。 中国巨大的规模和比其他文明更同源的文化，不仅使外国列强在西方帝国主义全盛时期难以肢解和吞并中国，也使中国人更容易构筑现代国家的认可。 19世纪期间，中国并不是重视快速发展的国家，但强国以前的传入是之后经济突破的一大利益因素。

另外，中国悠久的科举考试由来已久，孕育了强调教育带来的成果重要性的文化。 但是，这并不是中华帝国自主迅速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积极力量。 因为儒家教育重视中国典籍而不是数学、科学、实用知识，同时中国精英把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高官视为成功的最高境界。 但是，在其他条件成熟时，成果导向型文化是中国赶上西方世界的重要特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许多因素造成了中国快速发展的长时间滞后这些因素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19世纪，中国的国力和优越感似乎是首要问题。 欧洲人殖民世界各地时，中国清政府也是不断崛起的强权，在中国南部、西部和亚洲内陆大规模扩张。 直到19世纪，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乃至地理空之间的中心。 帝国的规模给了清廷和精英很强的安全感。 另外，文化优越感延缓了当时中国精英的学习。 例如，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时，战败给袖手旁观的日本带来的警告远远大于中国自身。 19世纪60年代，中日都开始改革时，日本的目的是建立西方方法的立宪君主制度，而中国则以更优良的西方武器装备为主要目标。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中国早期现代史上是一个分开的目的。 战争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半开的小国。 但是，明治维新后不到30年，这个国家就能打败中国。 另外，与关注在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大幅提高政治影响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从崛起的第一天就垂涎于中国领土。

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以来，民族救助成为中国压倒性的议题。 中国人的自豪感逐渐消失，最终被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西方文化和理念的近乎盲目的崇拜所取代。 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被更多地指出为中国落后的根源。 落后意味着中国无法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无法迅速、成功地复制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模式。 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民族救济进行了更加激进的变革和革命。

而且，20世纪初所有重要的转折点都与日本的侵略有关。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越来越激进的变革和革命，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结束。 1919年五四运动的诱因是日本政府强加给中国政府的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决定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益不是归还中国，而是归还日本。

总之，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主要社会运动和革命有拯救中华民族的明确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中国人正在寻找当时能找到的一切手段，以及他们认为有用的意识形态。 民族振兴的初期措施收效甚微，后辈们在1949年共产主义中国出现之前，倾向于更激进的方案。

年10月，鲍里斯·； 约翰逊远远地望着代表中国现代化成果的上海陆家嘴

中国经济奇迹为什么可能？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在中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其推行的土地改革有益于贫困农民，早期的工业政策给劳动者提供了几年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社会福利。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很高兴。 由于中共给中国带来了可以抵抗西方列强的强大政府，他们已经追求了好几代。 朝鲜战争后，中国经济复苏，民众民族自豪感达到新高峰，大部分中国人把中国军队与美军打持久战看成是中国国力恢复的标志，感到自豪。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毛泽东也成为了全党全国共同的魅力领袖。

人民对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信仰，赋予政府无限的自主性，允许中国几乎完全控制军事和经济的当时政策产生了可怕的结果，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跃进( 1958-1960 )和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 大跃进是激进的工业化狂飙，在引起1959年至1961年经济困难的文革后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中国大众对中国几近崩溃的经济状况、贫困和不幸生活的普遍失望，推动了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立即采取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把中国最近的经济表现说成奇迹有点言过其实了。 首先，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拥有像中国这样广阔的领土、强国自古流传的、广泛存在的身份识别、成果导向的文化。 现在，中国人曾经的骄傲消失了，向西方学习成为了常态。 当然，这也是近百年来改革和革命的结果。 中国千年强大的国家和成果导向型文化已经完成了向高度快速的发展方向的转变。

第二，近一个世纪现代化取向型的改革和革命，破坏或削弱了许多以前流传下来的阻碍中国建立工业国的文化因素和社会结构。

再次，中国的崛起出现在了比较良好的国际环境中。 基于共同的地缘政治优势，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改善； 由于贸易自由主义的观念与全球高涨的语言和文化相似，东亚各国出口导向型的快速发展经验和剩余资本很容易被中国吸收。

最后，作为文革毁灭性的结果之一，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狂热消失了，对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 80年代初期，中共领导人认识到要维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多次改革政策，中共的执政地位取决于良好的经济表现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 但是，由于中国在90年代之前一直保持着革命政权的大部分组织和动员能力，国家指导这种改革的能力很强，能够在快速经济发展方面取得良好的成绩。 这样的政治结构非常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儒家政治社会的功能消失

中国已经从一个政治制度、文化与西方完全不同、对工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抱有敌意的帝国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板块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目前仍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快速发展势头。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儒家国家的许多制度和文化遗产消失了，但一点也保留下来，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此外，中国过去对其未来的影响也不是在文化和观念上能轻易传承的。 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涉及相互竞争、具有不同组织能力、资源、利益的社会行为体。 这些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和效力反过来受国家结构化行为、国际环境和新形势的调节。 中国的历史和近百年来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社会变革，将影响未来中国的快速发展。

儒家政治模式和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消失了。 现代中国和未来短期内的中国所具有的大部分特质，或多或少都与这种结构性变革有关。 1911年的辛亥革命粉碎了长达千年的儒家政治体系。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儒教和儒家文化视为中国弱小的根源。 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开始想方设法破坏中国以前传下来的文化，批判了支撑该文化的制度。 在当今中国，儒家道德和政治秩序再次受到知识分子的尊敬，得到了政府的部分支持。 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

中国在重塑儒家主流价值观方面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一个世纪以来激进的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如果这些因素是儒家崩溃的全部原因，那么今天中东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美国和西欧的基督教、东欧的东正教应该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上述各宗教在现代化建设的冲击下生存下来，在社会中依然是强大的势力。 儒家的崩溃在全世界的宗教中是不寻常的，和它自身的性质有关。

儒家被许多学者视为宗教，但不可忽视这个宗教强调世界的内在道德秩序胜于超经神圣秩序的事实。 儒教之所以曾经在中华帝国占主导地位，一是为国家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社会提供了道德秩序。 二是宋代开始投降，因为帝国政权和社会多多少少都是建立在儒家规范的基础上的。三是国家和社会组织迅速发展了教会般的功能。 但是，如果没有了上述社会条件，儒教就会失去基础，从支撑国家和社会的绝对组织力量后退到离散的、非强制的意识形态和哲学。 这是那些想要恢复儒教以前流传下来的地位的人面临的问题。

儒家在儒家国家的崩溃和社会中的作用急剧下降带来了一些挑战。 中国不是小国，有自己的文明。 作为世界主要文明的创造者，中国人的自我形象成为自己的负担。 现在中国越来越富裕，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建立另一种道德、政治、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 这个秩序吸收了很多西方因素，但儒教在核心。 这样的努力面临困难的不仅仅是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越来越盛行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导向的儒家价值观相矛盾，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儒家退化成了制度上不受支持的意识形态和哲学。 因为，从短期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最近提倡的儒学复兴，尽管社会对其制造的张力会带来真正的反弹，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对儒家国家变革的挑战

在当今中国，尽管知识分子的兴趣得到广泛认可，但建设和倡导以儒家为中心的道德和政治愿景的参与者却寥寥无几。 (/S2 ) )西方化仍然是当今中国快速发展的真正动力，特别是追求富裕的普遍需求，是日益被接受的个人主义文化和广泛存在的进步主义史观。 在包括现代西方在内的其他主要文明中，各种世界宗教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生存，成为快速发展主义的刹车，平衡着社会的进步冲动。 几乎完全崩溃的儒教没有为中国留下类似的刹车。 中国的保守主义力量与其他国家相比非常弱。 进步史观被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普遍认可。 因此，西化得到了中国最不保存的展示。

儒家国家的崩溃和儒家文化社会影响巨大的衰退，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历史与今天的中国无关。 在许多方面，儒教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大部分阶层的中国人都很重视教育的价值，即使在今天，对孩子教育的投资也非常大。 当然，这种文化不仅仅是儒家遗产。 因为现代中国为了维持教育主导型的文化成立了很多机构。 但是，当代中国政府如此容易提倡教育主导型社会，中国人民如此自然接受的事实表明了儒家遗产的重要性。

在今天的中国，儒教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儒教国家从以前传下来，在中国逐渐形成强国以前就传下来了，与文治的共识在后发国家之间很少见。 中国的领土如此广阔，任何军阀都不容易单独用武力控制整个国家。 20世纪上半叶，军阀主义主导着中国政坛，但没有一个军阀公然主张自己为军政府。 他们宁可在这个时期，在其势力范围内促进和建立文职机构。 当中国再次走向统一的时候，无论执政的是民族主义政府还是共产主义政府，国家都可以毫无阻力地推进各种分治和均衡机制。 由于强国古来和文治有共识，中国总是能迅速恢复文官统治，致力于改善政府、社会的管理。

儒家国家以前传下来的遗产至今赋予了中国很强的内向特质。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频繁变化的帝国命运，使西方国家不能像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人的心理上留下持久的印记。 凭借中国广阔的领土和庞大的人口，中国人不担心外部威胁，而是要求政府集中关注无限的内部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采取的是温和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强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这个以前流传下来的表现。

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验来看，要使国家权力合法化有三种理想的方法。 即承诺更好的未来意识形态，定期更换选举，政府管理业绩。 中国从天命观念继承基于绩效的正当性之强由来已久，但改革开放后，政府的经济绩效、道德表现是其执政权力的首要依据和来源。 基于绩效的政权合法性推动了中国政府更加积极的施政，这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另一方面，基于绩效的合法性也是社会张力的重要来源，形成未来的中国政治。 在业绩为合法性基础的问题上，中华帝国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因为当时政府面临的任务有限，维持权力实际上是其主要目标。 但是，现代中国是一个目标导向型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部分中国人都承诺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他们不一定更幸福。 中国人认为马上过上富裕的新生活是理所当然的，抱有更高的期待。 此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开放政策，也出现了不平等加剧、社会冲突、贪污腐败、失业、环境污染等新问题。 虽然中国社会在应对这些问题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但骚乱、抗议和暴力冲突仍在增加。 目前，得益于经济繁荣，中国政权没有面临重大危机。 但是，如果经济减速，社会危机很可能加剧。

刊登在《社会注意》杂志的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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