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街头政治”不是民主的最好表现形式”

在乌克兰基辅，以前反对派主导的街头政治浪潮终于导致了政权更迭，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美国、欧盟大游戏的焦点，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几乎与此同时，泰国、土耳其、委内瑞拉、柬埔寨&hellip； &hellip； 虽然有各种诱因，但与政府当局、政府者的示威活动相比，无一例外地风起云涌。 只是，由于影响较大，比较小，暂时不会像乌克兰的变化那样受到关注。

在很多人看来，街头政治似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 那么，街头政治真的符合民主制度吗？ 能引导这些国家走向更好的民主自由吗？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特别采访了北京知名政治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刘瑜。

《中国青年报》: 最近，泰国、土耳其、柬埔寨、委内瑞拉等国和更早的埃及发生了与政权当局相比的大规模示威。 特别是在乌克兰事件之后，很多人谈论街头政治。 那么，街头政治是什么？

(/S2 ) )刘瑜) (/S2 ) )街头政治，正如文字所述，是指街头发生的政治吧。 但是，民主主义体制下的街头政治和非民主主义体制下的街头政治是不同的。 在有民主体制的国家，通常在其宪政框架内有议会讨论、选举、违宪审查等体制内处理问题的途径。 如果这些体制内的渠道不能应对社会问题或不能及时应对，人民就有可能走上街头表达需求，出现街头政治。 在非民主主义体制的国家，民意缺乏真正制度化的表达途径，人们走上街头表达民意、推翻暴政是不得已的选择。 所以，这两件事是两回事，必须加以区别。 最近，在乌克兰和泰国这样街头政治激烈的国家，由于是有基本民主主义框架的国家，所以今天讨论的街头政治，还是民主主义体制下发生的街头政治，不应该和非民主主义体制下的街头政治混淆。

《中国青年报》: 有一种说法认为街头政治出现的首要原因是外部势力的激励。 你觉得怎么样？

(/S2 ) )刘瑜) (/S2 ) )我认为街头政治的发生，根本原因还是内因。 例如，这次乌克兰发生的街头政治和动荡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东西分裂的现实，即亲欧和亲俄力量的分裂。 这种文化认同的分裂，不是一个国外势力可以轻易操纵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社会等方面的原因。 此外，政治家施政不善加剧了这些矛盾。 加上乌克兰议会对总统缺乏约束力，宪法法院成为了政治力量而不是超越政治力量，在宪政体制内处理问题的通道失效了。 于是，人们走上了街头。

《中国青年报》: 最近在乌克兰出现的街头政治引发街头暴力和骚动，最后导致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废黜和出走。 你认为街头政治有合法和不合法的区别吗？ 中间的边界在哪里？

(/S2 ) )刘瑜) (/S2 ) )在所有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应该有集会、结社、静坐、示威等自由。 如果有合法和不合法的边界，从最直观的立场来看，可能是暴力和非暴力的区别。 如果是和平的示威集会，通常认为这是基本人权。 但是，如果发生暴力甚至诉诸恐怖主义的行为，则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或者是破坏自由民主主义的。 问题是，集会、示威、静坐等形式从非暴力滑向暴力。 巨大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容易失控，特别是在任何新的民主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不适应民主主义的游戏规则。 所以，街头政治从合法走向非法的可能性非常高。

《中国青年报》: 街头政治是民主政治问题上的应有之义吗？

(/S2 ) )刘瑜) (/S2 ) )我个人认为街头政治是民主政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不是最重要和最核心的。 民主主义是什么？ 我认为良好的民主制度有两个最重要、最核心的要求。 一个是代表性的，也就是说民意可以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体现在公共政策中。 另一个是通过协商，也就是协商增进民意的合理性。 街头政治都有问题。 基辅大街的示威者说代表乌克兰人民，但乌克兰南部、东部的亲俄罗斯派人士呢？ 他们不是人民吗？ 你说现在曼谷街上哪个黄衫军代表人民？ 那么有哪个红衬衫军队呢？ 以前看过一个民意调查，说泰国大多数人不喜欢黄衫军也不喜欢红衫军，想结束街头示威的所有对抗，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是人民吗？ 街头政治的代表性令人怀疑。 议会和总统总理都有选举手续。 街头的谁选的？ 实际上，街头政治很可能会带来代表性的倾斜，没有走上街头的人的声音无法用街头政治来表达。 如果一种制度不断给街道带来正面的反馈，那就会鼓励让哭泣的孩子吃奶的政治形势，事实上鼓励政治观念和行为的极端化，这违背了民主主义的本意。

从协商的程度来说更值得怀疑。 街头政治往往与热情、口号、愤怒甚至暴力联系在一起，这些特征往往使谈判变得困难。 良好的民主主义不仅要用镜子反映民意，还必须推进谈判机制，使人们能够充分合理地讨论公共政策。 但是，街头政治容易诉诸热情和暴力，因此难以展开民主主义中最优秀部分的谈判精神、充分的讨论和多样性。 所以，我个人认为，无论从代表的角度还是谈判精神的角度来看，街头政治都不是民主的最佳表现形式。

当然，创造增加谈判谈判筹码的工具，往往是街头示威将政治家推向谈判桌的必要条件，从这个立场来说，特别是政治家假装闷声聋气的时候，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但是，这个工具不应该是无限被采用的工具，并不是越多的人充斥街头越民主，或者街头人们的需求都得到满足才能变得民主。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宪政框架内的渠道，如选举、权力均衡、对内阁不信任投票、总统弹劾、宪法修改、全民投票、游说集团、媒体讨论等。 我认为街头政治只有作为这些制度化途径的辅助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作用。

《中国青年报》: 最近，乌克兰反对派还进行了打倒十几尊列宁像等过激行为，网络上对此表示赞赏。 但是，这种方法本身不是违法行为吗？ 你觉得怎么样？

(/S2 ) )刘瑜) (/S2 ) )我想以破坏列宁像这样的行为为好，不是很多人出于投影的心情吗？ 如果这种破坏行为扩散，也符合自己这个派系的象征性象征，大家未必都好。 红卫兵四面八方的时候，四处打垮了，今天我们能叫它吗？ 那么，可以说击倒的好处是否由击倒的人决定呢？ 这种特殊论思维不是法治精神，实际上违背了法治精神。 一个行为是否被一个规则所引导，也是我们从伦理上评价它的一般标准。

《中国青年报》: 发端于街头政治的乌克兰事件，现在迅速发展到了这种状况。 直到事件迅速发展到现在，乌克兰反对派被认为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民主的胜利。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S2 ) )刘瑜) (/S2 ) )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

首先，这场斗争的结果不仅仅是赶走了不受欢迎的政治家，当整个国家被撕裂，民众被撕裂时，这场斗争中没有胜利者。 今天，我发现乌克兰社会的裂痕并没有因为这场斗争而缩小，反而变大了，甚至战争都有可能发生。 这种情况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吗？ 我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今天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展示其结果可能需要几年到几十年。 在一轮中论断政治迅速发展的好坏，恐怕不是一个好尺度。

其次，正如我刚才所说，民主体制最基本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代表性的，一个是谈判机制，一个政治局面是否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取决于它是否最大限度地挖掘了政治代表性和政治谈判的程度。 从这两点来看，我不认为现在的乌克兰局面代表着民主主义的胜利。

《中国青年报》: 但是街头政治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必须使用。 表达这种需求的方法能帮助一个国家的民主更加成熟吗？

(/S2 ) )刘瑜) (/S2 ) )还是如我刚才所说，街头政治能否成为民主政治中的有益因素，取决于当事人如何运用它。 将其与民主体制内机制相结合，还是绕开、取代、打破什么样的民主体制内机制？ 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也是街头政治。 即使在今天，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运动等街头政治仍在继续。 但是，除了其中的个别因素外，许多参加街头运动的人并没有说让街头呼声代替选举结果，代替议会的讨论，或者代替法院的判决。 他们只是说要让我们街头的声音流向议会，流向总统和官僚机构，流向法院。 在这种情况下，街头政治往往起正面作用。

但不幸的是，目前许多国家发生的事件并非如此，而是街头政治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推翻程序政治、推翻宪政秩序。 此时的街头政治不仅是民主的，也有可能是反民主的。 泰国、埃及、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多多少少都有这个优点。 在这种情况下，街头政治非但没有促进民主的稳定和成熟，反而破坏民主，有可能引发民主刚建立就被街头政治推翻的恶性循环。 例如在乌克兰，1990年左右为第一次革命，2004年为第二次革命，年为第三次革命。 例如，泰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19次政变。 例如，土耳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四次政变。 这个恶性循环证明了很多人即使到了新的制度，也在玩过去的游戏规则。 因为他只能做那个。

但是，也应该观察到，在这些国家的恶性循环过程中，整体上震度有逐渐降低的可能性。 泰国这次的纷争，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军方介入，历史上也在进步。 土耳其的历史变化轨迹相似。 从不成熟的民主过渡到成熟的民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

《中国青年报》: 这么说来，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国家似乎还处于低民主化的阶段？ 怎样才能摆脱低民主主义的怪圈？

(/S2 ) )刘瑜(/S2 ) )也许只有民主主义从制度变为文化，才能真正巩固。 从制度渗透到文化中，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民主文化深入人心，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充分理解和接受规则意识和妥协精神。 规则意识意味着完全利用规则提供的制度途径来影响政治，即使这样做暂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也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这次选举了你不满的人。 如果要遵守民主主义的规则，请再忍耐4年。 或者提出弹劾，或者提出不信任案。 或者如果你支持的这个身体没有被选中，可以通过选举以外的途径影响公共政策。 但是，在不成熟的民主社会，也就是你所说的低级民主国家，如果规则得不到我想要的，就会经常发生推翻规则本身的情况。

在乌克兰，每年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并不高，约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没有去投票，同时，最后当选的可以说是缺德的人。 当制度给了你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当你不去或者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影响结果的这种政治冷漠和不负责任的结果出现时，你又会抱怨政治家的恶劣。 这不是成熟市民应该做的事情。

成熟的市民在走上街头之前，应该已经发生了很多事件。 例如，我知道政治，但曾试图通过基于政治投票的非政府组织、游说团体、政党、媒体等表达自己的声音。 如果一个公民只有两极状态，要么政治冷漠，要么愤怒地走上街头，把石头扔向警察，这个国家的民主文化一定是不成熟的。

妥协意识也很重要。 当然民众可以通过街头政治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在比较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无论政治家还是民众，表达的意志都应该是有限的意志而不是无限的意志，我不可能一分钱都不降。 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吧。 乌克兰局势的导火索是亚努科维奇取消了与欧盟的盟国协议，民众当然可以呼吁恢复该协议，呼吁越来越多的改革，但如果对一项政策不满，必须马上命令民选总统下台，而且 这是无限的意志。 如果每个民众团体都不满政府的某些政策，要求民选官员下台，可以称之为民主主义的胜利，民主主义就真的成了马戏团。

关于民主主义的学习，当然是不同阶层共同的任务。 民众需要探索，政治家们需要更多。 对政治家来说，和平的街头政治往往是健康的压力机制，不容易激怒民众，不容易厌倦台下的猫带来长治久安，马上发布戒严令压制民众，开枪射击民众，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本文：《“刘瑜：“街头政治”不是民主的最好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