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要克服资本逻辑”

原标题:寻找消除生态危机的理论武器

最近，全国许多雾霾凸显了中国的生态赤字。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受到越来越多的生态问题的困扰。 为什么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变得如此困难？ 学术界如何从理论上找到应对生态危机的强大思想武器？ 最近，记者采访了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 回答者表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仍然是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理论武器。

马克思的生态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旗帜

处理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世界难题，不处理这个问题，人类的未来将是暗淡的。 人类正在实现&lsquo； 绿色文明转向的现实困难，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对生态文明或绿色文明缺乏政治共识和动力机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对以前流传下来的工业化带来的好处的扭曲性和奢侈性的享受。 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表示，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正如改革开放之初认为的那样，不仅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局部性、技术副产品，还会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阶段性变迁而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但相反，它却是我们的生产

目前，学术界大多仍局限于从现代、科学的技术出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本身来解释生态环境问题。 因此，在这种学术探讨的背景下，国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的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正在探索破解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寻找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 结果表明，当前学术界认为，马克思的生态观有可能成为引导人们消除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旗帜。 但是，正如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j·那样，b·； 福斯特长期以来常常忽视马克思的生态观，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包含着深刻的、系统的生态世界观。

郇庆治说，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做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其本身包含着重要的生态价值观和环境政治思考。 总而言之，它包含以下两个基本观点。 一是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多元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破坏或物质代谢断裂的制度根源，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批判的工业化时代的英国城市，因此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根本处理之道。 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本克服需要通过基本制度结构意义上的置换来实现。 二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至少在生态意义上内在统一经济理性、社会公正、尊重自然价值的社会，这种内在统一性的实现依赖于新的制度框架和新的社会主体及其意识。 应该说，这些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蕴含的重要生态学思想，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构成了后来兴起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流派的核心观点和做法论的基础。

在做法论方面，上述基本角度为我们了解和评价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成效，真正构建面向未来的绿色美好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郇庆治表示，具体来说，必须承认欧美国家在可持续快速发展、生态现代化、环境公民、环境公共管理等政策话语下，通过法律行政工具和经济技术手段取得的生态环境改善的效果，但即使照搬它们的环境经济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 必须始终确定，未必能够应对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至少不会走向一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消除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巨大的利益冲突给人类生态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困难。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借口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提高自身竞争特点，限制其他国家的快速发展。 在快速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工业化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诉求，两者在生态问题上性质不同。 人类进行的生产和支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环境污染。 只有在这种污染破坏生态系统的自我平衡，威胁人类的生存的情况下，生态问题才会出现。 因为，生态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异化的，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快速发展而进行的活动，反而会阻碍和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快速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晓升说。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产生畜群意识，狭隘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们产生了一种狭隘的占有欲望，即自然作为人的生存环境被某个人占有，用于控制人。 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以利润为目标，这必然破坏新陈代谢，即自然和社会通过劳动产生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 本来，人通过劳动自然介入，以此来维持社会自身的再生产。 但是，在今天，对自然的干预不仅不能维持社会自身的再生产，而且危害到其再生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本质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 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启蒙运动，特别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维持其统治正当性而追求自身持有的资本逻辑。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异化劳动、异化费用的批判，认为只有将生态危机还原为资本主义生产危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应对生态危机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及其全面和谐的快速发展。

从马克思的关系思想中，可以找出产生生态问题的多方面原因。 在制度层面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迫使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从社会上看，人与人之间狭隘的关系从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狭隘关系的个人层面来看，人的占有欲加深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因此，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也应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王晓升说，在国家层面，应该增加政府的制度供给。 国家通过法规规范公司的生产行为，控制个人支出行为，鼓励社会组织进行技术创新。

在社会上，从公司到地方政府、从社会团体到市场都有利于环境保护。 如何确保各种好处的平衡是处理环境问题的核心。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狭隘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调整这种优势关系需要社会、市场和政府的协调。 社会应该保护它们的好处，它们的好处应该受到控制，它们的好处是正当的好处，它们的好处是不正当的好处。 社会应该如何调节这些不同的好处呢？ 毕竟，这是自然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环境是公共之地。 如果所有人无限制地在公共场所放牧，这将会导致公共场所的灾难。 于是，这将面临如何在公众中分配和采用的问题。 例如，阶梯水价是利用经济手段公平分配资源的手段。 在工业化阶段，我们面临着如何有意义地采用自然资源的问题。 这需要整个社会的理性思考。

最后，个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都是从自然环境中借钱，因为每个人都向环境借钱。 每个人都有义务以债务的意识生活。 对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更为突出。 这是因为，由于良好的经济条件，他们容易花费无意义的费用，无意义地消耗自然资源。

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吉伟表示，这从本质上处理了西方主流学者长期存在的根本认知缺陷。 只有从人与人的关系着手，才能从根本上处理生态问题，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政策决定》特别强调从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也就是体制和机制上处理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高度认知生态问题本质的思想体现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克服资本逻辑

王晓升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批判的理论，很少提出处理生态问题的具体措施。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就生态危机根源的解体为我们处理生态问题提供了路标。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益动机导致生态危机。 因为这家监管公司的生产行为将成为控制生态危机的重要环节。

第二，启蒙以来的工业文明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这说明了以前流传下来的工业生产方法存在的弊端。 要求改变生产方法，提高资源的招聘效率。 现在的中国，有些领域生产能力过剩。 这正是调整生产方法，进行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

第三，自救、征服自然的观念是生态文明出现的文化基础。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我拥有是一切行动的基本大体，是经济竞争和社会竞争的核心。 如果我能生存并迅速发展，我会因此给别人带来不好的结果，也在所不惜。 如果征服别人会导致别人的反抗，那么征服自然就抵不过这样的反抗。 于是，在利己主义、征服自然的价值观中，环境破坏是必然的。 在市场经济的中国，这种价值观同样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第四，人类中心主义被视为引发生态危机的世界观。 人是世界的中心，生态环境都是为人服务的。 基本上，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体。 如果人类不是从狭小的自我中理解自然，把自然作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人类就不会破坏自然，而是把自然作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来保护。

消除生态危机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最核心的本质要素是什么？ 如何在反对资本的逻辑中，深化社会主义逻辑？ 王晓升说，应对生态危机，不需要像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说的那样稳定生产，不能够扩大生产，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现代世界的快速发展已经到了增长的极限。 我们决不能掉进这样的陷阱。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永远是贫困落后的国家。 当我们飞速发展，必须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 王晓升认为，这里最核心的是自然资源如何合理合理合理配置的问题。 一直以来，人们传说市场只有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达到资源的合理合理配置。 既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也可以利用市场进行资源合理合理合理的配置。 社会应该合理合理合理地配置资源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 这样的正义制度一旦确立，所有人都会自觉保护这个正义制度，维持生态保护。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也告诉了我们重要的道理。 如果没有自然资源的合理和正义分配，就不能从根本上处理环境危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有人与人的关系。 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合理正义地分配自然资源是处理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和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的统一。 如果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就意味着合理公正的自然资源分配制度将真正达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

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拉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 这就是我们从以前传承下来的自然资源比较有效的配置转变为自然资源合理正当的配置，建立新的自然资源配置制度。 如果说自然资源比较有效的配置只是观察gdp，那么自然资源的合理合理配置就会重视绿色gdp。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看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背后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

王晓升说，当然，生态问题不仅是资源配置的制度问题，也是技术问题、社会文化问题、生产方法问题、生活习惯问题、价值观问题。 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环境抽象地构想自然资源合理正义的分配制度来处理生态问题。 这个制度一旦确立，生态问题似乎就可以解决了。

处理生态问题必须进行技术性改革创新和管理方法性改革创新。 不仅如此，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生态问题是生产方法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不仅表现在对利益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调控上。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不断维持再生产以维持资本对人的控制。 并且为了实现再生产，资本不断刺激人的诉求，刺激社会的诉求。 这种刺激的诉求的扩大自然会加剧生态危机。 因此，合理的生产方法和合理的生活习惯成为处理生态问题的重要因素。 王晓升说，从哲学上讲，这关系到人的生活方式问题。 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 是为了增加gdp、征服自然、展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而存在的，还是为了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而存在的？ 这关系到我们用什么样的合理方法花钱等生活习惯问题。 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会给人们带来无意义的费用。 这种毫无意义的费用最典型的就是购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费用发展到收藏，生活的空之间变成了博物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看法对当今生态文明体制和机制的建立具有启发意义。

郇庆治表示，更重要的是，逻辑推论之一是，无论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克服(超越)，还是对新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追求，都离不开生态新人或文明新人的培养和成长。 也就是说，不仅要高度重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绿化和五位一体，还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生活习性和观念的生态文明性提高(软素质)。 而且，这不仅仅是生态文明教育的制度化和制度建设的问题，如何才能提供这种教育比较有效进行的制度的大环境问题？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社会主义维度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那么，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社会主义维度呢？

生态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制度问题，甚至是人类生活习惯的问题。 王晓升认为，孤立地局限于某一理论，并不容易深刻理解和把握生态问题。 这需要多个不同学科合作研究生态问题，为处理生态问题寻找途径。 马克思的思想中也包含着一定的生态学思想。 这些思想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 因此，利用马克思的生态观念，吸收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当前思考生态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郑吉伟还指出，西方学术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既有主流社会科学，也有左派学术。 西方主流学者将生态问题归类为市场因素，而左派学者从社会制度的高度认识西方的生态问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其生态危机的根源。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知途径，不仅在认知西方生态危机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建设生态文明也有借鉴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际上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

人类之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举步维艰，既有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一直存在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方面的原因，也有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 郑吉伟指出，生态危机看似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实质上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矛盾的表现。 西方主流学者把生态危机看成是市场机制失灵或政府失灵，只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当前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形势的首要原因是没有根本转变经济快速发展的方式，科技含量不高，依靠资源和能源的粗放型快速发展。 当然，与盲目追求gdp增长、追求业绩也有一定的联系。

郇庆治认为，真正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当代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切实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特别是在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 对此，郇庆治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和思考。

一是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特质的意识形态重视和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议题上，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最大的不同不是文案上的大幅增加和篇章结构上的独立篇，而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确定批准。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确保生态文明和其他行业的建设结果，即现代化建设本身的社会主义总体性质，而且要积极使用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做法、手段，不断积累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换言之，在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更自觉地限制和制约资本逻辑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并且，必须越来越引进和发扬为满足公共利益而努力的社会主义逻辑。 而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持续下去，除了自身更加明确的描述和表达外，最重要的是以公共一切为中心的经济所有体系和基本的经济制度。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和政治信奉。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文明转向问题上，我们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长时间的统治地位(当然也应该包括历史悠久的前现代生态文明以前传下来的)。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全面的政治领导地位，她能够从更宏观、更长远、民众大多数的优点和角度，注意、理解和应对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的压力和挑战。 因为，在多元民主政治体制下，如果有可能发生不同执政党之间的环境管理责任相互推卸，那么，作为唯一长时间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独立承担政治指导责任。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奉及其绿化，与国际社会中其他左翼政党一样，是一个渐进发生、不断学习的过程。 第十八次报告就生态文明观及其政治和政策所体现的带有环境主义色彩的记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学习潜力。 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合格指导力量。

三中全会强调的生态文明体制和制度应该包括一个社会主义维度。 乍一看，“政策决定”基本上是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制度改革为中心展开的，正如一些专家解读的那样，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以视为一半的经济类议题。 另一方面，《政策决定》的指导思想部分说得很清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执政能力的现代化，也是完全迅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政策决定》相关条款不仅是我国生态文明的环境经济体制、制度和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制度改革的任务安排和具体要求，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制和制度框架的进一步勾勒和顶层设计。

总之，创建环境政治社会理论流派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当前经济社会制度的生态化政治变革，强调绿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与实践。 当然还有生态文明建设&lsquo； 绿色文明转向的一切，但可以从更根本的层面回答。 如何实现工业化进程的&lsquo； 绿水青山是&lsquo； 金山银山，如何大规模展开城市化&lsquo； 看见山，看见水，记得乡愁。 郇庆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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