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政治快速发展的“东亚模式””

嘉宾介绍:房宁，1957年6月出生，北京市出身。 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系主任。 第一本学术书有《民主政治十论》、《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等。

日前，《自由、权威、多元——东亚政治快速发展研究报告》在北京发表。 报告作为东亚政治快速发展研究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通过对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实地调查，确认了政治在现代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迅速发展的“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是什么？ 有什么特征？ 其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东亚政治快速发展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房宁教授。

东亚五国一区:高度相似的政治快速发展历史

记者:房所长，你好。 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导组织的大型研究课题东亚快速发展研究经过两年的学术准备、实地调查、比较研究和报告撰写，目前基本完成。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这个研究的背景吗？

房宁:东亚政治快速发展研究是孙冶金方经济科学研究基金会、北京修远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共同设立的研究主题，成立于2008年。 课题研究小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亚太地区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等相关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和国别专家组成。

课题的对象是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台湾5个国家和地区。 课题的研究目标是对上述五国一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快速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认识和把握东亚政治快速发展的优势和规律。 具体来说，考察了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历史起点、环境等条件下与中国大陆相似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其社会的快速发展、政治的快速发展、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的快速发展、政治的快速

记者:通过政治对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过程，课题组得到了那些发现？

房宁:虽然有很多发现，但最大的发现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 很像。 随着课题组成员的研究进展、调查距离的增加、研究笔记的增加，课题组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的快速发展过程非常相似。

日本是亚洲工业化、现代化的“领导者”。 亚洲的工业化历史起源于日本，亚洲的民主政治也起源于日本。 因为，研究日本对理解东亚现代政治迅速发展的开始及其出发条件是不可替代的价值。 韩国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被誉为“汉江奇迹”。 中国台湾地区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新加坡离东南亚很远，面积狭小，但政治发展迅速，社会管理备受中国政界和学术理论界的关注。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体制转轨、民主政治进程近年来也频繁进入中国舆论和社会关注的视野。

的初期，这些国家和地区属于东亚，但认为各自的政治快速发展历史差异很大。 例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这两个国家是亚洲东南半岛地区两个比较典型的不同文化代表。 印度尼西亚以马来族为主体，信仰伊斯兰教，其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 泰国信仰佛教，在东南亚地区属于大陆文化圈，文化、人种等因素接近中国，与以马来族为主体的海岛文化圈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所区别。

课题组的原意是，选择具有代表性、差异性、典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注意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的快速发展，通过相互面对来获得启发。 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发现这五国一区政治上层建筑的迅速发展进展高度相似。 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快速发展路径可能存在差异，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内在机制、快速发展阶段、快速发展趋势以及最终结果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在课题研究之初，这种相似性和规律性出乎意料，因为这给课题组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政治迅速发展的“东亚模式”:自由、权威、多元

记者:这种相似性、规律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房宁:我们先来谈谈政治快速发展的概念。 我们所说的政治快速发展，是指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政体的制度、体制发生变迁。 其中也包括舆论经常谈论的民主政治。 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特意回避了民主政治这个概念。 因为民主问题常常停留在概念上的争论上，反而会引起歧义。

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快速发展所表现出的规律性特征是，五国一区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政治制度和体制经历了效仿西方政体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维权体制”阶段、“多元体制”阶段。

为什么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快速发展具有这样的规律特征？ 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相似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中后期，由于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和压迫，东亚地区国家和民族原有的快速发展轨迹被打断。 在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生存危机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不得不留下救亡图存，开始变法、改革，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 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出现了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三个重要的改革和工业化运动。 但是，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的真正工业化进程大多是在二战后开始的，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建国后开始的。

东亚五国一区在工业化刚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模仿了西方，建立了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的宪政体制。 这被称为“自由民主体制”。 因为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压力，他们必须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寻求变化。 东亚五国一区的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经历了比较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 在这个阶段，东亚社会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自由扩大，思想活跃，但社会动荡，腐败盛行，经济快速发展滞后，社会矛盾加剧。 在经历了15年左右的“自由民主体制”之后，上述国家过渡到第二阶段，被称为“权威体制”时期。

权威体制下东亚社会的共同特点是人民经济社会权利得到保障和扩大，政治权力集中，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初步完成。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行业将极大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开放资源，扩大自由，刺激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能动性，为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另一方面，在政治行业，权力集中在政治精英阶层，强化国家政权，依靠政权力量推进国家工业化的战术性快速发展。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被称为权利和权力( rights and power )的套期保值。 在东亚五国一区中，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无一例外经历了约30年左右的权威体制时期。 随着工业化的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行业相继发生变化，实现了从权威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型。

多元体制是指开放政治权力，普遍实行竞争性选举，选举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议题和社会景观。 人民的政治权利扩大了，社会自由度增加了，社会福利也增加了。 多元体制和自由民主体制有一定的形式相似性，但多元体制是以工业化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为基础，建立在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上的。

从自由民主体制到权威体制再到多元体制，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快速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共同规律。 虽然不同国家的表现有差异，但总体上大致的阶段性很明显。 这是东亚政治快速发展研究主题的最大发现，其中有许多具体问题和具体发现。

经验研究:“警惕自己，忘记中国”

记者:正如你所说，这是自由、权威、多元三种体制梯型快速发展五国一区政治快速发展的共同模式。 你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符合这种模式吗？

房宁:我想证明这次进行的东亚政治研究不是政治哲学研究，而是政治科学研究。 这是什么意思？ 过去中国的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哲学。 所谓的政治哲学，讲述着各种各样的道理，强调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处理方案。 这个处理方案反映了人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是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逻辑应对。 总之，这都是主观意识形态。 但是，社会快速发展有其客观方面，不是完全按照人的意志过渡，而是在一系列前提条件、内在动力、外部制约的作用下，完成了其快速发展的过程。 如果说政治哲学是研究“是否合理”，那么政治科学就是研究“事情能否顺利进行”。

我们的这项研究是想排除什么样的政治哲学上的前提假设，从实际出发，看看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得怎么样，从而“没错”地确认其经过。 这样的研究称为经验研究，即基于事实的研究。

因此，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我们特别强调不能与中国的实际直接联系起来。 因为一旦联系到中国的实际，实际上就存在假设。 人各有各的意识形态，各有各的价值观。 在这种情况下，人会有选择地接受新闻，过滤掉很多经验事实，这是这次研究中最忌讳的情况。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澄清空以前的一点成见，忠于事实，忠于注意。 课题组当时提出了“不联想、不含蓄、不阴影”、“警惕自己、忘记中国”的口号，要警惕以往的小观念干扰我们注意的客观性。

当然，这项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政治的快速发展服务。 但是，它如何为中国政治的快速发展过程服务，并不是研究的主要命题。 我认为明确经验实施后的解读、分解和参考将是下一步的工作。 我们希望尽可能清楚地说明实际过程，清楚地说明第一个事实，为未来国内的解体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自由、权威、多元——东亚政治快速发展报告》是本课题的首要研究成果，现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发行。 我曾把这本书比作小提琴而不是乐曲。 不同的演奏者可以引出不同优美的旋律。 我相信可以刺激网民自身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东亚调查对政治学研究做法论的启发

记者:在采访的最后，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政治研究所所长，这个课题的进行给社会科学行业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思考和想法吗？

房宁:这个课题给我带来了新颖的感觉。 对整个课题组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惊人的旅行。

对中国政治学来说，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新的研究。 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大多停留在文案层面，很少经验、实证的调查和解体。 课题开始之初，我们对国内民主问题的研究进行了一些学术史考察，发现我国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关于民主问题的知识和相应的话语，大多来自少数西方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和图书的翻译、转述。 在这次关于东亚政治快速发展的研究课题中，采用了实证和比较这一新的研究思路。

一是采用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 在田野调查中，在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课题组访问了中央和地方不同层次的立法机构，参观了议会会议，也稍注意了街头政治活动。 通过一系列田野调查，我们获得了很多关于研究对象国家和地区社会政治生活的直观认知。 在口述历史方面，我们广泛接触了五国一区的政治家、公司家、政治记者、学者，大量采访了政治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当事人。 例如在台湾，我见到了施明德和许信良； 在韩国，他与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其中很多是让我们一生难忘的采访场面。 这些历史当事人不仅提供了重要政治事务的历史细节，也展现了个人在东亚历史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从而从个人的角度具体而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政治快速发展的历史和现实。

二是比较研究。 这个研究的做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差异中发现问题，在再现性中寻找规律。 以前常说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问题意识”，但通过这次的研究发现，很多“问题”既不是事先可以预知的，也不是假设的。 我们至今为止虽然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但充分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大多是在深入调查这些国家地区的途中意识到的。 课题组的调查发现，第一个国家有某种征兆，第二个国家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到了第三个国家就开始集中注意分解，但真正的意义不明，到了第四个国家就突然明朗起来，这种情况很常见。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解读意义、认知规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比较研究的一种情况是权利和权力的“套期保值”现象。 权利和权力的“套期保值”是指对美国政治快速发展的模式。 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制度形成了保障人民权利和开放国家权力的两个重点。 所以，美国的民主化进程开始了权力和权利的“双飞”。 东亚五国一区在工业化初期，保障民众权利并集中国家权力加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们称之为战术上的快速发展。 这就是“亚洲四小龙”在二三十年间迅速改变国家面貌，初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原因。

为什么东亚五国一区政治的迅速发展，要从权力和权力“两轮”的自由民主体制向权利和权力“套利”的权威体制过渡？ 课题组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是社会关系迅速发展的过程，在此期间人们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很明显是社会的大流动、身份的大变化、财富的大增加、关系的大变化。 这个时期，人们渴望实现流动、改变身份、拥有财富，但道路大致有两条。 一个是经济途径，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致富。 二是政治途径，通过政治参与占有权力，在社会集团中处于强势地位，“权威分配”社会价值从而受益。 就像切蛋糕一样，拿刀的人可以给自己多切一点，大家都想抢那把刀。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快速发展中国家会“择其一而乱”。

选举本来是好事，是表达人民意志，选择政治精英的民主方法。 但是，为什么“选了会混乱”？ 其原因是脱离实际，脱离了当时历史的迅速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社会急剧变动，这个时期开放政治权力，必然会引起各个社会集团和集体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斗，导致社会混乱、动荡。 这种情况在东亚工业化进程中屡见不鲜。 五国一区在经历失败和教训后，相继进入权威体制时期。 开放权力通道封闭权力通道，引导社会参与潮流进入生产活动、经济行业，而不是通过政治活动获得变化，通过经济行为、经营活动吸引社会流动、身份变化、财富占有机会进入社会和集体。 所以权威体制出现并存在，是促进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东亚政治快速发展研究课题组取得了一点重要发现。 我们把这些发现总结成了几个初步的概念。 例如，权利和权力的对冲、分配性激励、生产性激励等。 的设立宗旨是以东亚政治迅速发展的经过为“没错”的经验梳理，无意理论探讨和规律概括，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产生了一点理论问题，最终形成了一点初步的、分解型的概念。

东亚政治快速发展的研究课题是经验研究，对中国的意义是看别人的路是怎么走的。 实证研究得出的认知从实际出发，比较可靠。 比较研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加强了中国人关于政治和政治快速发展的知识。 我们想继续走这条路，走万里路，读万卷书，脚底学问，推进政治学的经验性研究。

时间:年08月30日

本文：《“房宁：政治快速发展的“东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