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建议搞群众运动式反腐遭到坚决反对 竟提议特赦贪官换政改”

专家建议赦免一些贪赃官员以支持政治改革。 朱慧卿/cfp

年12月30日，十八大制度反腐研讨会在湖南韶山召开。 本报记者叶铁桥摄影

的标题:专家争议的腐败问题

如果通过特赦消除“腐败坏账”，能跨越民意的关口吗？ 是否实行高薪养廉，如果诚实行动，民众和国家的负担不会增加吗？

严刑峻法不能防止前“腐败”的继承人，反腐的关键是预防还是执法？ 家庭财产申报现在能大范围推开吗？

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在反腐问题上表态，措辞严厉。 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新总书记的习大大的演讲变得耳聋了。 “许多事实表明，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导致党亡国！ 我们必须醒来！ ’他强调各级党委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后，反腐工作确实有加快的迹象，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从公布到解决，只用了63个小时。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太原市公安局长李亚力相继落马，证明从中央到地方，反腐风暴肆虐。

但是，每件事都很热闹，而且很难涵盖整体问题的严重性和形势的严峻性。 八大之后，腐败如何相反？ 如何建立反腐体系，如何遏制腐败高发的势头，值得全社会深入探讨。

18届全国代表大会后，社会上出现了多项反腐建议，一位专家学者提出“特赦论”，以换取对政治改革的支持。 一位专家建议官员公开财产，但是是全部公开还是从新提拔的干部公开，争议很大，另外，专家提出了群众运动式的反腐措施，但其他一些专家坚决反对，许多意见不一致。

日前，一些反腐专家、学者齐聚湖南省韶山市，深入探讨了十八大后的反腐新形势，这种引发社会争议的热点问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特赦论”能否跨越民意的关口

“专家建议赦免撤掉部分赃物的官员，以代替支持政治改革。” 年12月17日，当这篇《京华时报》上刊登的信息出现在各门户网站首页的显眼位置时，许多人才突然提出了这样“不可思议”的建议。

提出建议的是制度腐败对策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 发表了这个提案后，对于网上无数批评和谩骂的声音，他很坦然。 “我知道会被骂，但是怕被骂，所以不能说实话。 ”

这个提案，李永忠已经深入考虑过了。 十多年前，他参加了“反腐败特别行动”的课题研究，谈了如何处理“腐败放贷”的问题。 年末，他在杂志上撰写了反腐“处罚前”的策略，提出不追究在规定期限内自愿退赃的官员的责任，以处理“腐败放贷”的问题。

年11月，他又在《人民论坛》上撰文，重新提出“解决特赦腐败坏账”的构想，建议对贪官实行有条件特赦。

李永忠说，他的这个建议来源于香港的经验。 1974年2月，“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编者注)成立，廉政风暴席卷香江。 当时香港警界非常腐败，很多警察因此入狱。 1977年10月，一些香港警察上街游行后，冲进廉政公署总部受到沉重打击。 因此，当时的香港导演麦理浩发布紧急特赦令，除重罪和调查的案件外，宣布不追究1977年1月1日前犯下的腐败罪行，从而减少了改革阻力，香港从腐败严重的地区成为亚洲廉政的模范生。

不仅李永忠，事实上，在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历史学家吴思、经济学家张维迎、法学教授何家弘、《学习时报》图聿文副主编等也相继提出或支持了“贪官特赦论”。 他们的见解大致一致。 为了减少反腐的阻力，必须通过特赦处理腐败存量问题。 一些专家甚至试图以原罪贪官们的改革来换取特赦。

在韶山会议上，李永忠重申了这一构想。 吴思也在会议上表示支持并作了补充。 吴思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权力含金量持续增加，腐败在官员中呈现高发态势，从而形成了巨额“腐败放贷”。 他列举了许多模型，但用这些模型推算出的“腐败坏账”总量极其巨大。 他估算，仅靠我国现有的司法队伍和设施，要解决这些腐败的库存，几十年都解决不了。

“库存太大，难以解决，无法消化。 如何处理腐败存量问题，调动贪官积极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处理腐败问题？ 我的建议是，通过特赦推动政治改革，与贪婪的官员进行政治交易，将腐败变为魔法，利用于废物，从而处理与反腐相关的抵制问题，以抵制为动力。 ”吴思说。

关于如何特赦，李永忠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维持反腐的强大压力时，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明确特赦的具体时间和金额，除已在调查的重大事件外，除一定数额以下的贪污受贿外，通过实行特赦减少反抗。

李永忠和吴思都提出，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些制度，应该考虑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李永忠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果，是因为有了经济体制改革特区这个孵化器，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孵化器。 “在全国2800多个县中，拿出1%的28个县进行改革实验，如果有成功的，复印一下就可以了。 即使失败，也只有1%，不会引起振动。”

韶山会议上，“贪婪特赦论”引起了话题。 但有专家认为，该提案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容易遭到民意的反对，一旦实施，无异于“解渴”。

反腐专家、《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质疑，如果要特赦，特赦将由谁来做？ 如果我们党自己做，自己赦免自己的干部，能在老百姓中清除吗？

他说，现在正是民众最关心反腐、意见最大的时候，如果提出对贪官实行赦免，民众那里能否通过是个问题。 并且党中央始终强调坚决反腐，“无论涉及任何人，无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应严惩”，向大众展示坚决反腐的决心，至少在道义上是民怨 如果提出特赦，会危及党的执政资格吗？

但黄苇町也认为，如何解决腐败的库存问题确实非常棘手，如果过于强硬，可能会遭到巨大的抵制。 而且，他还说，实际上，在目前和过去侦查的涉及贪污腐败的重大案件中，如果涉及太多方面，也曾采取过有条件赦免的方法。 但是，我们认为，通过大赦解决腐败问题，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吴思应认为，民意的分量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中当然居首位。 民主主义越不健全，民意决定中的分量就越轻。 因此，有必要通过特赦交换更健全的民主制度。 从乌拉圭的变革史来看，民意调查中反对大赦的比例达到了72%，但在实际投票中，民众在实际进行政治交易期间赞成赦免的比例上升到了53%。

是否推进高薪养廉

湖南省纪委正厅级纪检员唐东平一直呼吁“以薪养廉”。 他在韶山会议上说，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很低。

唐东平说，关于高薪养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激烈的争论，此后思想不统一。 但是他说，他发现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高薪。

唐东平说有些人“靠工资养活不了廉”，说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他不赞成这个观点。 “我认为人类有动物性和社会性这两面性。 社会性别就是有理性。 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对腐败义愤填膺，整个社会都对腐败问题严重不满？ 这种不满是理性的表现。 ”

例如，根据他20多年的纪检经验，以前国有公司的领导经常出问题，但自从对他们实行年薪制以后，出问题的越来越少了。 “湖南近几年来调查的领导干部腐败事件，国有公司的领导干部几乎没有了。 为什么？ 这些干部一年有几十万到一百万元，不关心这点钱。 在年薪制没有实施之前，国企领导人的腐败比例可能比党政干部还大。 这表明，目前国有企业实行的年薪制不合理，但对遏制腐败有明显效果，这一基本事实表明，可以实现高薪”。

“我现在不是用高薪养廉，这个‘高’字太引人注目了，所以我建议‘用工资养廉’。 “以工资养清”，是指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大体上给予公务员合理的报酬，保障其能够实行清廉清白的政治。 ”唐东平说。

对此，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教授表示赞同，新加坡政府因高薪养廉而闻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发表了以诚实看待人性为宗旨的讲话。 李光耀说，掌握数十亿资金的部长们，绝对不应该拿低工资。 工资低不能选择有能力有竞争力的人才。 “低工资的吸引力是什么？ 他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名义，用甜言蜜语骗取权力的伪君子”。

“高薪不足以养活清廉，但低薪决不能保持清廉。 ”李永忠也插着嘴说。

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表示，他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 在一个国家，警察早上喜欢伏击抓捕交通违章者，但违章者发现交给警察10元、20元就可以马上过去。 “为什么？ 这些警察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用这种腐败的方法来弥补。”

郭文纬说，在香港，政府雇员的工资也不是高薪，但以公司的薪酬为参照系。 “一般来说，香港公务员分为中高三层，低层公务员的工资通常比公司低层高一些，中层公务员和公司中层差不多，上层公务员比公司高层低一些，这样可以保证香港公务员的薪酬有一定的竞争力。 ”

另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七章确定了各国应给予公务员合理的报酬，“中国作为签署了该公约的国家，有责任遵守公约”。

对于高薪养廉是否有必要增加国家财政以增加支出，唐东平也认为。 他认为要减少改革阻力，既不能增加税收，也不能增加国家财政支出。 他的建议是通过三方面的改革，精简公务员，堵塞腐败和浪费的通道，然后逐渐提高公务员的工资。

他说，这三项改革的第一，必须改革公务费制度，特别是公款吃喝、公共汽车费和公款旅游的“三公费”，“因为这其中的浪费惊人，每年至少有几千亿美元。” 其次，为了改革财政转移和专项资金支付制度，“其中问题也很大。 流失至少有10%以上，有可能超过20%。 流出去了哪里？ 一部分是吃喝、送礼、交通费等浪费。 另一部分放在个人钱包里”。 第三，改革机构，精简人员。 他认为，目前许多基层政府部门人员过于臃肿，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高效精干的政府。 “人员和机构精简后，又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唐东平表示，他不赞成对公务员一步步加到高薪中，应该根据上述开源节流，通过几年的努力，将公务员的收入逐渐增加到适当的水平。

严刑峻法为什么不能停止前面的“腐”的继承人

在会议上，郭文纬提出了一个问题。 “对于贪污，香港的最高刑期是多少？ 你可能无法想象，香港没有死刑，没有终身监禁，没有50年、30年、20年的判决。 ”。

唐顿说:“在香港，最高刑期为10年。 想象不到吧。 是的。 只有十年。 ”

然而，尽管是这样的刑期，香港却以清廉指数常年位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新加坡。

相比之下，对内地贪污腐败的处罚一直很严厉，李永忠表示，如果内地高管因腐败被追究，基本上是十年以上的重刑，有些将被判处无期或死缓，最坏的情况是立即执行死刑。 “过去十年，内地有6名省部级干部被判处死刑并很快被执行”。

令人困惑的是，尽管有严惩法，但反腐的总体形势，正如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的评价。 “三并存、两依然”——效果明显、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腐败现象频发并存，群众对反腐的期望值不断上升，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你怎么理解这个对比度？ 郭文纬还提出了问题:现阶段开展反腐斗争，强调教育、预防、执法。 这三个中，哪个最重要？

他说，自己在内地上过五六十次课，每次提出这个问题，大部分课程都是教育和预防最重要。 “但实际上，关键应该是执法，不怕贪婪。 ”。

之后，郭文纬提出了“飞机理论”。 众所周知，坐飞机有一定的危险，全世界每年都会有一两架飞机坠落，但乘客在飞机失事中幸存的概率很低。 为什么很多人坐飞机呢？ “这是因为飞机失事率低，遭遇一次飞机失事的概率只有几千万分之一。 同样，如果因贪污被逮捕的概率和飞机失事一样的话，官员们会觉得运气好，轮到不了自己的头”。

“但在香港，如果你想贪污，我们有60%的机会抓住你，保证你不敢贪婪！ ”郭文纬说，反腐就是要防止公职人员贪婪、不贪婪、不贪婪，其中重要的是不贪婪，贪了就要被抓住，灭了身，不弥补损失。

这个故事也让我对黄苇町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内地部分地区为什么会出现前“腐”继承人，是因为这些官员觉得事故率低、风险小、收益极大，于是冒了险。

李永忠说，目前，内地的反腐不能说是“零容忍”，也有一些过度容忍。 例如，刑法中的贪污受贿立案标准已经从2000元提高到5000元，但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不少地方立案数额更大。

郭文纬表示，如果不在5000元以下起诉，将会产生很坏的社会影响。 “如果孩子吸毒，我不会告诉孩子的。 孩子吸毒是不好的，但吸少量药物还是可以接受的。 变多了就不好了。 所以，不要让官员觉得贪污不好，但贪污4999元就没什么大不了的，贪污多了就不好了。 在香港，我们一再强调。 想要钱也要检查，是为了先给民众一个确定的消息。 那就是对腐败实行零容忍。 ”。

但是，有专家怀疑，即使只贪一日元，从事件的价格来看也是不划算的。 一位专家表示:“在内地，如果发生10万元的事件，可能连10万元也拿不到。 提出了不能不考虑价格因素”。

郭文纬说，香港廉政公署有几十个专门机构小组，大部分专门处理大事件，只有一两个人办小事件。 但是，邮递员发送邮件的话，每次都要在收取几块钱的利润后马上送到家里，渐渐形成习性，蔓延到其他行业，破坏社会风气。 但是，如果廉政公署做到这样的事件，就证明不仅打老虎，也打苍蝇，这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反响，给别人以告诫，让别人不怕腐败。

家庭财产申报现在能否大范围推开

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也是会议上专家讨论的热点之一。 制度腐败治理研究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说:“目前，舆论对家庭财产申报制是一边倒的。 我从十几年前开始研究家庭财产申报制，强烈呼吁。 我认为家庭财产申报制必须在中国实行。 这是大势所趋。 从全世界反腐败的经验来看，不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反腐败都是虚的或者是假的，都不会落到实处。 ”

但是，我认为目前没有条件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 广泛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家庭财产申报制是一把双刃剑。 当时，韩国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后，大量资金外逃，严重打击了国家经济。

王明高说，根据反腐败国际组织的研究，家庭财产申报制实施后，许多执政党失去了政权地位，只有新加坡人民活动党例外。

他现在不是说反对家庭财产申报制，而是主张在实行之前必须做好政治准备、经济准备、舆论准备、社会心理准备等，另外，如果不首先建立中国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实行金融实名制，很可能无法取得实际成果

李永忠也认为，家庭财产公示一定要执行，但目前还不能广泛实施。 他建议，如果设立政改特区，可以在政改特区和新选拔的领导干部中先行试点。

吴思则主张，在选拔新的领导干部、公布家庭财产时，最好配合廉政账户制度，给手脚不干净的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关键是改变权力结构

关于反腐的长效机制，专家们认为，从长远来看，重要的是改革权力结构。

事实上，近年来，中央也加大了监督制度创新力度，强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李永忠说，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反腐败的根本对策，“如果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一，这种权力结构绝对会滋生腐败。”

他说，我们现在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一，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权力结构，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总病根”， “30多年前，邓小平进行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战术规划。 其重要含义是改革权力结构，通过党内分权形成党内制衡”。

李永忠建议将政治体制改革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进行党内分权，分离决定权、执行权、监督权，迅速发展党内民主，也赋予党员权力，以党员为主体。 第二步，党和政府分工，也赋予政府权力，让政府承担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步，分离党的政府，从过去党对政府不细分实务的事务性领导，逐渐转变为真正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监督政府的政治指导，也赋予人民权力。 由此，不仅完成了革命党向党政的转变，也完成了党执政向执政党的转变。

黄纬町也认为，反腐需要顶层设计。 这个宏观战术只能是中央设计，从最高的水平上领先设计着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快速发展路径。 他再次强调，这需要“巨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年01月21日04时29分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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