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至少20个部委开展约谈 不改将被解决”

商谈越来越成为党政机关日常工作中的热门话题。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统计，至少有20个国务院部委展开了协商。

6月12日，中央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通知称，第二届教育实践活动中不重视深化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应当向领导咨询。 当天，环境保护部等8个部门安排了年度环境保护专项活动，对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不力，应当向当地政府负责人通报批评并进行协商。 5月底，国务院公布的两份文件首次提到必要时请国务院领导就省级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咨询。 讨论到底是什么？ 到底怎么说话呢？

随处咨询

6月12日，中央纪委网站消息，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印发《自治区纪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协商暂行办法》。 此前，海南、湖北已经陆续公布了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协商的办法。

纪委系统中的协议，最有名。 除了解释勉谈话外，去年4月22日至26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还率领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就派驻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53人分别进行了协商。 之后，纪委系统相继展开了类似的协商。 上周，驻中科院纪检组还集体协商了9名新任中科院分院纪检组组长。

现在，除了中央纪委外，包括环境保护部在内的很多国务院部门也设立了协商制度。 北京青年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的统计，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除国防部、司法部等少数部门外，至少有20个部门进行过协商。

在部委系统中，最先引入协议的是国土资源部，协议的对象是地方政府的负责人。 从2007年开始，国土部非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较高，邀请全国排名靠前的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北京，报告情况，提出处理办法。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置办法》制定后，该合同被视为解释责任的前奏。

协商到底要怎么做呢

据媒体报道，很少提及商谈的具体情况，但从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商谈通常采取由讨论人先提问、批评，然后由讨论的对方表明态度、说明的形式。 具体的协商有一对一的协商，也有集体协商。 约定之前，约定的人也会被具体通知。

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刘建华获悉，商洽被批斗时，两天前接到商洽通知，交换约定的是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地点是中南海，时间是早上9点。

协商提前三分钟开始，王岐山说:“我今天来见你是因为想知道中央八项规定的执行情况。 请谈谈财政部自身执行八项规定的情况。 还有那些问题。 刘建华逐一回答了这些问题。

去年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集体协商了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负责人。 据《南方周末》报道，接到通知约定时，差一点就提出由市政府秘书长代表出席。 但是，秘书长来了，叫我不要来。 最终17个地级市管理药品安全的副市长出席了。

通报不打招呼抽查结果后，食药局副局长吴浈不仅态度严厉，还必须拿出削骨治病的勇气进行彻底清理整顿，并指名要求亳州市副市长首发发言。

国土资源部的协商就像说明责任一样，从一开始就对当时的大同市市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据媒体报道，尽管事先准备了稿件，但当时的大同市市长在商谈前连夜改写新闻稿件，在商谈中获得手写新闻稿进行讨论。 手写新闻稿比上一篇稿子深得多。

协商后，如果不进行变更，处分将得到解决

许多领导干部在协商中表明决心，协商一结束就开始，这是一个改善。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在商谈结束后，立即向国资委第一领导人报告了王岐山的谈话要求。 随后，国资委立即进行部署，继续落实8项规定，处理反映广大群众强烈突出的问题。

正如强卫东咨询报告的那样，地方上也有例子。 湖北省在《纪检监察机关对领导干部进行咨询的暂行办法》中指出，被咨询人应当按照实施该咨询的纪检监察机关的要求，就咨询情况在本公司党组织民主生活会上报告。

更重要的是协商后的改善。 新疆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曾就环境问题协商过4个区的县负责人。 环境保护署负责人表示，环境保护部门将在维修期满后访问被协议县区。 对尚未得到有效改善的县区，启动解释责任机制，追究县区政府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在已经出现的商谈方法中，商谈后的改善也与说明责任直接相关。 《海南省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协商方法》确定要求，将协商对象的改进执行情况纳入纪检监察机关绩效考核复印件。 未认真落实改进要求的，批评教育，限期督促改进。 发现合同对方涉嫌违纪的，转到有关部门调查解决。 湖北省办法指出，拒绝纠正的，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有组织地解决或者纪律处分。

解释

谁和谁说话？

据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介绍，这些协商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发生在行政系统内部，是上级行政机关到下级行政机关的协商，如国务院领导到地方政府负责人的协商。 另一个是政府机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讨论。 例如，提案委员会对汽车公司、化学工业公司的讨论。 这是行政管理主体对行政管理对象的讨论，是行政指导行为。

有问题才会被咨询吗？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在四种情况下概述了目前的协商情况。 第一个是个人没有问题，就像中央纪委去年4月开始的协商一样，是对领导干部的普遍协商，是就某个问题进行广泛的干部协商。 二是个人有问题，但问题并不严重，所以给予讨论是警告性的； 第三，虽然明确了应该承担说明责任的问题，但是在不知道问题的具体情况的情况下，要通过协商让协商对象诚实地谈谈问题，明确具体的说明责任的方法。 第四，已经有了解释责任，就是在解释责任之后进行协商，要求协商的对方认真改正错误，正确对待组织的解决。

分解

协商是积极行政的表现[/s2/]

为什么要说更多的话？ 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莫于川说，协商越用越多，实际上是积极行政的表现。 他指出，过去他表现出懒惰的政治状态，若无其事，无人管理，但现在由于约定的出现，要求他在萌芽时积极行动。 他认为，无论是行政监督还是行政指导，裁谈会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社会秩序免受严重侵害，起着一种保安作用。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这也与协商本身的特点有关。 协商比较简单灵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警告和约束的作用。

庄德水指出，目前干部考核更多，大气治理、反腐工作多项工作要考核官员，但在干部管理体制中，考核不合格直接免职太严格了。 一个地方的落实不到位，不是一个身体领先的问题，有时是制度问题，有时是观念问题。 可以用一点协商的方法来提醒大家注意，看到未来的效果，更有效。

他说，裁谈会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因为上级是向下级说话、行使权力的方向，是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比其他人更具约束力。

庄德水认为，随着中国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的提高，协商将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公共管理中。

必须修改规定以规范协议

庄水指出，裁谈会是一个好机制，但有必要防止滥用。 他认为，裁谈会应该是介于监督和解释责任之间的方法。 他指出:“不是可以通过今后的说明责任条例来确定合同的性质和作用吗？” 例如，协商和通常的说明责任有那些本质的不同吗？ 协商是说明责任的一种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程度具体是怎样的？ 还是因为协商是前置措施，协商不成立，才会产生说明责任？

他说，合同签订表明工作不力，可以发挥威慑作用，但合同没有上升到解释责任，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协商后，如果没有行政处分，只有监督、督促的作用，说明责任应该是有强制力的措施，重视具体处分和其他行政方面的措施，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免职是说明责任的手段。

庄水认为，应在谈话、商谈、解释责任之间划出确定的边界，确定它们互不可替代和可能出现的威慑力。 他建议通过修改党政干部条例，规定协商的方法、手段、途径和范围。

姜明安也认为有必要具体规定协商的主体、协商的状况、协商的性质、协商的程序问题、协商的效果。 他说，如果按照党内规定的形式加以规范，就能发挥好的作用。

(记者邹春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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