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吴思或因《炎黄春秋》内斗辞去总编和常务社长职务”

据网上报道，吴思辞去《炎黄春秋》总经理职务，或因内部斗争和内部分裂，凭某辞职书，吴思于年10月29日在未经杂志社最高决策机构社委协商的情况下，暂停杜导正服从少数多数等“社委议事三大体”，成为老人 11月5日，社委未讨论，在我也作为法定代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杜导正宣布了第二次人事调整，破例安排了4位总经理和2位总。 随后，新任谈宋江架空晁盖，建议讨论对我的信任问题，新任常务社长附议。 这样吴思就很难继续履行本来的职责了，所以请杜导正找了另一个合适的人。 另外，根据证书，吴思最初提出的@胡德平进入《炎黄》。

以下是吴思辞职的证明

杜并公司委员会:

一、年10月29日，未经杂志社最高决策机构社委协商，杜老暂停少数服从多数等《社委议事三大体》，宣布老人集团为杂志社最高决策机构。 11月5日，社委未讨论，我也在作为法定代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杜老宣布了第二次人事调整，破例安排了4位总经理和2位总。 随后，新任谈宋江架空晁盖，建议讨论对我的信任问题，新任常务社长附议。 这样的话，我觉得很难履行本来的责任。 杜老请另找合适的人，自己回家写书。 当时我没说辞职二字。 我想为社会委员会留一个空间，选择对杂志社有利的说法。

二、如果社委不需要另说，杂志社主管主持人明确后，正式向社委辞职，辞去常务社长和总职务。 并按照法定程序向主管组织者提出辞职报告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

三、杂志社因主管主办单位处于不明特殊状态，暂时依照法定程序辞职，不能变更法定代表人。 在完成相关手续之前，我要向社会委员会请假。 法定代表人必须承担的签字等责任，如有社会委员会委托，我将依法履行。

四、不上班期间，无论是办理变更法人手续还是交给常务总经理和总员工，我都会依法积极配合。

五、十七年来，在杂志社得到杜老和同事们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我铭记在心，深表感谢。 离开杂志后，确实如杜老在《亚洲周刊》中所说，我是学者型的，不适合官场圈子。 杂志社越来越深陷入各种斗争，我身心俱疲，无法胜任。 杜老和社委的两个同事推卸了难以承担的责任，有时间做更喜欢的案子，我也很感谢。

六、在外媒报道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吴思平反对胡德平和陆德进军杂志社。 事实上，在10月24日杜老宣布胡德平和陆德任职之前，曾要求我们提出殖民者的建议。 我由胡德平、杨继绳和李晨支持，马上给杜老打电话报告。 可以看出媒体报道是违背事实的。 我要求协委会尽快向媒体澄清这件事，以保存澄清事实的权利。 吴思年11月13日

作者:何雪飞发行时间:-01-07来源:乌有之乡

吴思写了《我极左的经历》，描写了当时知青实践大寨模式受挫，最终逃出，脱离极左思想阵营的过程。 这个文案可以说是一面镜子，考验着人们的角度和认识能力(这两者往往密不可分)。 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认识力小的人常常被吴思先生的描写所迷惑，无法认识问题的本质。 有些人对吴思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他当时接受的思想教育是单纯的非黑即白，把他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使吴思蜕变为极右的问题归结为平等思想。 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

说实话，我读了吴思的这段经历，看到他的种种控诉，只是心情不好，明明是个自私自利、左右为难的小资产阶级的人，今天已经赤裸裸地卖身给资本家和党内右翼的当权者，但依然夸耀自己的道德多么高尚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因为我深深怀疑吴思当时是极左分子的诚实。 因为像他这样情况的人，在当时知青的人和其他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当中，诚信的程度是中等的。 他的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很有代表性，是典型的自私的小资产阶级摇摆分子。 可以说，当时自称有理想和信仰的普通青年至少比吴思高诚实。 其中的优秀分子，如亲身投身农村的知青鼻祖邢燕子、写《理想之歌》的高红十等，对信仰的诚信远远高于吴思。 但是，很多人后来在社会激烈的变革之后，多次没有下理想，而是像吴思一样反省自己的自私，拒绝反省小资产阶级的本性，反而把自己说的话高尚无比，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结到毛主席的极左。 但是，自己卖身于资本家阶层和党内右翼当权者，他统治下的《炎黄春秋》如今却成了中情局散布各种政治谣言、煽动颜色革命的大本营那样的无耻之徒，这也是罕见的。

论证上面的结论，我为什么对吴思的诚信抱有很高的怀疑: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会打上他自己世界观的印记。 在各种世界观中，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到达真相，所有剥削阶级的世界观都是对真实世界的扭曲。 吴思所展现出的正是这样的价值观。

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运动？ 吴思总结说，这项运动一定会失败。 而且他可以进入大寨模式，可以成为极左派的理想。 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他怎么判断大寨模式是不可能的呢？ 不是客观合理的分解，而是从自己的感情经验出发，自己最终失败了，所以大寨模式是不可能的。 但是，毛时代农业的快速发展速度实际上并不比改革后差。 在耕地面积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人口从4亿人左右增加到了10亿人左右。 重要的是毛时代完成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初步工业化的首要积累来自农业。 在这个时代，各地的水利设施、种子改良等农业自身的积累也完成了，为改革后农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如果不进行协同化，人民公社的农业迅速发展就会更快。

在市场化、私有化逻辑泛滥的今天，以南街村周家庄乡等为代表的村、乡仍在继续使用合作化模式。 客观地说，由于物质因素、精神因素两方面的制约，毛泽东时代农业合作化的成果可以三开。 大致上和大寨相似或相近的有三分之一，中等的有三分之一，差的有三分之一。 林毅夫等人承认，当初奉统一、独裁的命令分田时，受到基层不少抵制，他们认为根据经济人的假设，这一定是基层干部害怕失去权力下的自私行为。 但是，实际上正如吴思所体验到的，在合作化失败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激励机制大多无法建立，形成了抵制合作化的形式。 当时的干部不断增加，意味着做了很多工作很少受益，至少吴思承认能腐败的很少。 所以，林毅夫说的是，基层干部为了自身利益继续掌权，抵制从分田回家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这样，当时的抵抗力似乎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农业合作确实有成效的地区干部群众抵制从田间移居家园。 第二，政治意识强、社会主义意识高的干部群众抵制小农经济的倒退。

根据吴思所述的经验，他所在的生产团队当时的合作化很正常，属于差的三分之一。 这里有两个理由。 主要是吴思自己的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理解社会主义思想，自身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利己性、动摇性。 其次，他的能力经验也非常缺乏。 在明道、坚定的信仰上，在提高通术、能力上，他所做的是正常的，即使差，它也必然导致他的失败，最终蜕变为极右。

例如，在《义务劳动挫折》的一节中，吴思没有考虑当地农民的实际情况，而是大张旗鼓地代替普通的协助劳动，消灭了所有的劳动分配，消灭了所有的资产阶级法权。 自己生产队农民的思想觉悟和大寨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却比大寨靠左了。 (这不能说是学了毛主席吧。 如果吴思凡成功了，那反而是惊人的奇迹。 因为这个方案要求农民有完全的共产主义觉悟，没有私心。 如果像他那样胡闹会成功的话，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 当时工农觉悟高并不是说他们纯粹无私，第一，他们是社会价值的主体，第二，他们对知识分子阶层，在道德上是纯洁的，这就是阶层和阶层 所以毛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先成为大众学生，然后成为大众老师。

吴思当时担任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他从事志愿者工作，初期很顺利，但后来受挫。 当看到农民思想上还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时候，如果他真的相信社会主义，就应该这样看问题。

1、农民现在的思想状况比合作化以前，比共产党来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之间。 不是把农民看得黑糊糊的。 2、吴思自己要比农民更进步，自我要求更高。 不是相反的。 看到农民有私心，自己也泄气，怀疑社会主义。 这把自己降低到了后进分子的水平。 你是干部，如果和大众的思想状况一样，就没有资格当干部。 3、自己之所以现在比农民群众觉悟高，很大程度上与各自的成长路径不同有关。 试想，像吴思这样给学校专门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社会主义思想机会的农民，大部分农民的思想状况并不比吴思差。 吴思也像任何农民群众一样，在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如果没有认真学习政治文化的机会，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被认为是群众中最落后的分子之一。 4、要看到群众中的思想弱点，认识到思想改造的困难和繁多复杂，首先要警惕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自己是否做得好。 但是，吴思当时的态度是觉得自己高尚无私，但实际上很快就露出了马脚，表明自己的私心其实并不比农民群众差。 5、确认自己的思想是否有问题，是否真心认同社会主义，不是现在一时的热情，而是要通过多年的岁月，甚至一生的实践来检验。 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众接受自己，认同自己，进而提高大众的觉悟。

陈永贵就是这样工作的。 他一开始合作化的时候，远远受挫于吴思。 但是，当他不往前走而是多次下来时，大寨大众也在他的带领下受到了很大的思想改造。 这就是陈永贵、王宏斌能成功，而吴思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永贵、王宏斌，始终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只能认真实践毛主席的老三篇。

吴思在通过员工激励机制的差距讨论激励机制时，论述了三种类型。 一是以身作则，道德感人。 二是思想教育。 三是政治压力。 但是，他对这三者的理解有偏颇，暴露了他小资产阶级的本性。 这三者应该实际结合起来，关键是第一部分，执行第一部分关键是自己，自己能做，能不断改变别人。 但是，吴思如何以身作则，道德感动？ 他说:

一般职员削57镐，我削87镐，107镐。 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行吗？ 对不起，自然会多削些镐。 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部委员会，特别是贾进财，都是这样工作的。 这样的号召虽然比较有效，但效果却不那么可靠，不仅依赖干部行动的感召力，也依赖群众良心的敏感。

但问题是，大寨初期大众良心的敏感度一定要比吴思所生产队的大众高吗？ 从常识上讲，合作化前的两个地方农民群众的良心状况很接近。 关键是吴思自己能不能永远像陈永贵一样，经常在前线，经常和大众在一起。 从他后来消极怠工，最终成为逃兵的历史来看，他和陈永贵他们相差太远了。 明明自己做得不好，反而说大众懒惰没有良心，这不是所有修正主义、小资产阶级的计策吗？

更可笑的是，他说:

我和附近公社的先进知青谈过这个作用的最佳状态。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们公社有个村子，队长拼命工作，为了集体不顾家，最终和妻子吵架，妻子喝农药自杀，遗弃了四个孩子。 他们队的员工很感动，不打招呼地工作，工作尽心尽力，有人偷懒大家就会骂他没良心。 下班后，大家轮流带孩子去队长家，为他种自留地，堆他家柴火的高度。 我们俩叹了口气，笑着感叹自己没有妻子，想感动大家，但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如果以身作则，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他受道德感化是怎么回事。 如果真能树立榜样，就能通过一切实践展示给大众。 本来，这个妻子自杀队长的例子是表明大寨模式完全行得通的好模板。 吴思真的要承认社会主义，就必须向其队长学习，在生活、学习、工作方面按照共产主义的自觉标准要求自己。 那个队长般动人的故事一定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层出不穷，可以教育大众，但是吴思是怎么想的呢？ 他胡说认为自己没有妻子，学不了那个队长。 因为这条路不通。 之所以出现这样荒唐的解读，不是因为吴思弱智、白痴，相反是因为他太圆滑精明、自私。

总之，年轻的吴思不是一个合格的真正认同社会主义思想的干部，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要求，或者说他太自私了，理解不了毛语的意思。 在这样不合格的干部下，群众通过长时间的检验，一定能发现吴思身自私的本质。 而且，他有时做极左，有时意气风发，各种行为终究肯定是为了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和吴思身一样思想水平的群众必须懈怠。 吴思身痛骂了他们一顿。

一群牲畜，必须用鞭子抽打！

就这一句话，吴思露出了本来面目。 他自己解释自己的思想觉悟其实并不比大众高多少，他们处于同一水平的任何怠工的大众都是这样看他的。 我怀疑吴思连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都比不上，但这个自私无能的干部，一定是压迫了群众中积极分子的积极性，造成了落后分子的堕落性。

群众懒惰、工作不顺利，是自己思想觉悟、工作能力、努力不够的结果，他却以奴隶主的心情骂群众是牲畜。 明明自己问题很严重，私心太重，能力不足，却幻想自己没什么问题，自私地看别人，把自己当成圣人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暗中发生了突然的大转变，从怀疑社会主义理想到完全承认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逻辑。 这是从假左跳到正右的逻辑，其实吴思的核心一直没变。 他年轻时当基层干部就有着很大成分的小资产阶级自私本性，但后来投靠党外资本和党内右翼当权者时，他身上的自私本性已经完全暴露出来。 他这个性格恰恰不是平等思想，典型地把自己看成一朵花，别人都是豆腐烂唯心主义、精英主义。

这样的人在毛时代不能安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安心在农村扎根，一旦大气气候发生变化，必然很快就会发生变革。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明显，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业的副书记先后和我谈过，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 我表面上看起来不太情愿，答应考虑一下，但我很高兴有机会偷偷陷入这个困境。 我自欺欺人地认为，上大学也是为了革命，本事大了就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个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是我认为最有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 考点到达村子的时候，正是保卫秋天的季节。 人们大声找到我，说我的分数很高。 我半信半疑地去大队广播室看成绩通知书，还是远远高于录取线。 我的心一阵狂喜，但假装平静，慢慢地回到宿舍，拿着镰，通过往常环山的路线离开了村子。 走到荒凉的地方，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到十几层高的横梁上，上气不接下气，上气不接下气，又蹿到几个高度。 平静下来后，我对自己的反应感到惊讶。 我怎么做？ 要不要上大学不都无所谓。 你那么想离开农村吗？ 我觉得我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很留恋。 由此，我也获得了人们经常不知道自己的经历。

这两段描写生动地再现了吴思自身虚伪狡猾，我评价他是知青集团中中下水平的理由，是典型的投机者。 例如，高红十等人实际上长期在农村重复到八十年代中期，直到今天也认为那一年没错，但邢燕子等人一生多次重复，吴思则在78年投机成为逃兵。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大多数回城知青中纯粹的社会主义者很少见，但像吴思这样自私虚伪的人也很少见，大部分属于中间派。 从时间点来看，吴思凡是较早决定回城的人之一，在这些人的带领下，在当时极右修正主义主导中国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知青中广大中间派纷纷回城，上山下乡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渐彻底失败。

另外，吴思伟这次历史自传的目的是展示自己是多么高尚，社会主义是导致坏结果的乌托邦。 所以他写的事实只是他坏事的一小部分，在他看来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尽管如此，他在这样为自己建立牌坊的努力中，不知不觉中暴露了自己妓女的本质。 这是虚伪的他在历史和逻辑的铁律下无法逃脱的不自然的状况。

吴在文案的结尾说:

梦想空，中国出现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立法规定都是资本家说的，禁止工会组建，禁止罢工，如果用暴力专门搞工人农民群众政治，那时候我就算衰老了，也想再次成为左派。 这不是出于任何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平衡利益的信仰，出于对公正的信仰。 公平人心。

这不仅是为了表明自己有良心，欺骗自己，更重要的是欺骗别人。 中国今天不是原始资本主义吗？ 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不像美国那样由当权者资本家主导吗？ 禁止罢工，是不是因为暴力而专门从事无产阶级政治？ 他还没有老化。 他在权贵资本机关报纸《炎黄春秋》的主编面前，制造潜规则、血税法则、官家主义等字眼疯狂攻击社会主义，为权贵资本铺平道路。 我看不到他整天当左派，为无产阶级做什么。

吴思又为什么要组成工会，变成左派的事呢？ 如果工人农民如前所述，极端自私狭隘，甚至不能在小集团中为自己的长远利益工作，那只是一盘散沙，必然很难组织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获得更宏观长远的集体利益。 即使有工会，也只能像美国工会一样成为当权者资本的玩偶。 吴思不相信农民可以合作，但空谈论工人组织和解放的逻辑矛盾不是他的智力问题，我只能怀疑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上升了。

总之，《我极左的经历》是权贵资本手下的婊子·伍斯为自己制作的鸟居，所以看起来很奇怪。 他认为逻辑严密完美，美化自己很好，实际上那个肮脏的东西在他的眼睛下面，自己看不见而已。 如果人们相信吴思确是诚实的，那只能认为吴思太弱、白痴、无知； 如果你觉得他还是个普通人，只能说这个人自私无耻。

附件1 :

极左忏悔者吴思口头的那个时代

[江0301 ] 2008-10-06条网

吴思，1957年5月出生于北京，文革未结束时去农村，在人民公社担任生产队长，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科，现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兼执行主编。 今天《南方都市报》的谈话史介绍了他的回忆，但除了他个人有色彩的评论外，对那个时代的反映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性的，应该不是恶意编造的。 当然，我们在理解他的回忆时，不能被他的感情色彩所影响。 必须保持客观性。

一、极左分子

吴思坦白自己是极左分子，这种态度似乎有悔罪之感。 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戴这顶帽子。 这不是开玩笑。 极左分子这个帽子没那么好。 戴上这顶帽子以后，也不是那么好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戴这顶帽子就是终身制。 脱帽右派听说过，但没听说过脱帽极左的人。 另外，戴极左分子帽子的人，入党、提携工作都很麻烦。

那么，吴思为什么认为自己是极左分子呢？ 他说:

在1978年上大学之前，我一直是极左分子。 从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到团支部书记，班干部出场，总是用极左思想教育别人，结果最有效的是用极左思想教育了自己。

现在，极左分子与罪人大致同义。 但是，根据吴思自己的介绍，他没有做出任何违规行为。 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只是用一种思想教育别人，而且水平有限，不能教育别人，毕竟教育了自己而已。

明明没有什么恶行，为什么要给自己贴上极左的标签呢？ 这个不够厚。 那恐怕对自己的过去不友好，也不应该受欢迎。 根据吴思今的忏悔，那等于说思想是罪过。 但是思想不应该是自由的吗？ 所谓人无罪，关键是不出现坏事。 真不能理解吴思这样给自己扣上极左的帽子。 比如说，我现在也忏悔。 我年轻的时候，对美丽的女儿抱有过性幻想。 那是非常不道德的性幻想。 在基督面前，这当然是有罪的。 但是，虽说如此，我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强奸犯，只是看成是我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总之，我不能理解吴思给自己贴上左极标签。 人应该享受思想自由。 无论是极左思想还是极右思想，只要没有违法事件，都应该得到肯定。 思想无罪。

二、自由选择权

关于过去的年代，被很多过来人描绘成了非常不方便的年代。 但是，在吴思的解释中，我得到了另一种印象。 吴思忆说:

1976年高中毕业后，作为城市知识青年，通常上山下乡。 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有几种情况，如独生子女，以及一家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差6岁以上等。 我和另一个同学受到照顾，所以可以留在城市里。 但是，我们满脑子都是毛泽东思想，吵吵闹闹地去乡下插队。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进行选择。 打算向哪里申请哪里困难？ 当时最受欢迎的是西藏和延安。 我选了去，结果去了北京郊区。 因为和我在一起的同学，他妈妈已经老了。 她找到我，告诉我如果你要去延安，他一定要去延安。 像我这样的年纪该怎么办？ 我们真的说服不了他，所以劝你。 除非你去延安，否则他也不去。 因为涉及另一个家庭，我觉得责任重大，再也不做了，选择了学校安排的北京郊区最贫困的山村。

本来，上山下乡不是强迫的，是他自己根据个人意愿自由选择的。 去那里也不是规定，是自由选择的。 想想他去乡下的地方吧。 北京的郊区。 他去了乡下的这个郊区现在发展得很快吗？ 是北京市的一部分吗？ 那样的话，他去乡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只是从北京东区去了北京西区。 上下班距离远了，交通不那么方便了。 但无论如何，他说了一个实际情况。 他可以不去乡下，但他自己去乡下，去乡下是他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 他有充分的自由权利。

三、可怕的三次写生家

文革后，看到没收家财的说法，我记得很害怕。 同时，心中形成了这样的景象，狼藉到处都是受惊的孩子不停地哭，大人一脸为难。 我记得有多部红色作品，拍地主房子的时候，吃的就是所谓的大富翁，那个地主一定损失很大。 吴想起来了:

我们的房子被拍了三次。 我在旁边看得很热闹。 家里被翻了，出现了很多本来不知道的东西。 孩子不那么害怕写生，很开心。 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看来，他的房子被抄了三次，没有财物损失，也没有惊慌。 这个抄家还是很文明的，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大概不能说是抄家，只能说是搜查吧。 我把搜查叫做抄家，这是中文还是英文？ 严重污染了我们的民族语言。

四、严格的社会监督

现在贪官污吏满天飞，很多人认为缺乏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该怎么办？ 他不贪婪的时候，你凭什么监督他？ 他贪婪的时候，导演有什么用？ 他已经成了贪官。 在吴思看来，他应该是最反对社会监督的，社会监督可能被认为属于极左回潮。 他想起来:

到农村自主做的第一件事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教导的。 我们在去农村之前，一方面毛主席批评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批评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制度，说它们是基于个人私心。 另一方面，也做了一点新的东西。 总之是列宁提出的星期六的义务劳动。 这被认为是基于大众自觉的纪律，基于革命英雄主义的劳动。 只有逐渐扩大这样公平的劳动，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基础，只有这样充满创造性自觉的劳动，才能产生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大家都开始模仿了。 我到农村后就把这个东西留着，组织共青团人员、青年突击队进行星期六的义务劳动。 只组织了三四次，大家就没有新鲜感了，同时开始攻击我，说我卖名，利用大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 于是，志愿劳动多次无法继续，共产主义劳动考试受挫。

当时的吴思年轻，理论水平不够，实践经验也更加不足，所以只是热情地进行共产主义劳动实验。 他不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农民还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他没有认识到这些，却去做具有无产阶级特点的共产主义劳动，引起了农民的怀疑:他为什么离开了实际的花坛？ 他不制定计划吗？ 这么多导演吴思已经受不了了。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思想的脆弱性吧。 但是，在这个回忆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当时普通老百姓充分的政治权利。 要利用大众使自己出名，往上爬，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农民的眼睛监督着你。 而且，农民发出的这个声音不是人的轻描淡写，而是有实际作用的，至少，他那个共产主义劳动考试不行了。

五、农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权和劳动选择权

吴思忆说:

公社社员光偷懒，刨地的时候连一半力气都没有。 上班的时候磨练外国劳动者，下班后在自留地突击。 即使我督促员工多做工作，也常常受挫，无论我怎么带头玩命，人也跟不上。 生产队的干部也不是很热心集体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名列前茅，每个队的干部都说，遇到一些挫折，马上就不干了。

我记得当时人们说不是偷懒，而是磨练外国工人。 偷懒本来就是奴隶反抗的手段。 所以从古到今，奴隶主对付奴隶不是鞭打，也不是折磨。 榨取奴隶最后的血。 人民公社不能用鞭打的手段劳动职工。 另外，生产队长必须自己带头劳动。 做了一会儿后，必须吹笛子让员工休息。 我们不要忘记。 数百年来，汉族整体上被奴役，但千百年来，劳动群众被奴役。 他们在无法分开的时候，以偷懒的形式进行了抵抗。 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人们懒惰的习性形成了，人们还不习惯统治房屋。 以家为主需要学习，简而言之，成为领导者必须学习指导的方法，让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人需要时间。 所以，如果怀着包容的心情去理解，公社员工的这种偷懒，真的不能说是大罪过吧。 例如今天的欧洲人，整天出去旅行都是偷懒。 只是，欧洲人的观点比吴思的观点更人道，不是逃避这些，而是视为人的权利。

说下班后在自留地突击，这没什么好指责的。 只是，也明白当时的农民依然有自己的土地。 只有这块土地的大小受到限制，权利不是无限的。 不是说人民公社的人，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 只能说是人民公社。 农民除了自己的土地外，还拥有集体的土地。

2008-10-6

附件2 :

吴思:我极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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