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提问：民主能处理那些问题”

六个问题:民主可以处理那些问题

——兼谈中国民主问题的批判

关于中国的民主改革问题，现在正在形成巨大的浪潮，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不进行民主改革，中国就有可能面临推翻的危险，发生政权危机和国家危机。 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实例重蹈覆辙，这样的评价越来越可靠。 因此，许多人将问题托付给民主改革，而只有这一招似乎是根本处理的灵丹妙药。 即使是不完全的改革，也能解决中国的很多矛盾。

因此，让我们从问题入手，认真探讨民主改革与中国社会几个具体问题的关系。 笔者在这方面缺乏见识，用提出问题的方法，表示虚心求教的意思。

第一个问题:能否拯救官僚系统的腐败危机？

众所周知，在中国，作为政权主要框架的官僚体系，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是如此。 庞大数量的各级官僚权利机构共同组成的官僚体系，是中国大一统国家的管理者，社会统治的负责人，作为统治的主要工具和行政基本手段，这个人离不开现在的中国，也离不开民主化后的中国，还需要数量庞大的各级官员和各级权利机构。 这是

目前，中国的官僚体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政权危机归根到底不是思想价值危机，而是官僚体系的危机。 中国社会在官僚系统正常运转，性能一一发挥的时候没有任何政权的危机。 管理系统如果发挥异常的性能，危机就会接二连三，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反复说明的经验。 而且，导致官僚体系危机的主要问题是腐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腐败无情地将这个人系推向社会的对立面，站在了大众的众矢之的。 当前，腐败已成为中国政治的第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发生在官僚体系中，是促进官僚体系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当前中国的官僚体系正在逐渐下沉。 所谓治理腐败，就是治理官僚系统，如果不能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能说治理腐败。

民主主义能给这个人系带来新机制的动力，让他消沉，停止下跌并恢复吗？

表面上看，民主确实能冲击官僚体系。 因为选票才能决定各级政府和重要政权机构的主要官员，而不是来自官僚体系的自身循环。 正是由于这种选择与选择的关系，从“民主”中走出来的官员拥有被社会监督取舍的可靠机制。

但是，我们表示，这样的变化不能说是可喜的，但不幸的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僚体系的腐败危机。 理由如下。

其一，民主体制不能代替官僚系统

在典型的西方国家，民主主义作为制度在社会统治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官僚体系处于从属和服务的位置，也就是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 但是，中国不同。 在中国这样的大统一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大政府”的结构都不会改变。 官僚体系的地位和功能也没有很大变化。 西方没有开发民主制度来代替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国的民主派至今也没有设计，所以现有的民主模板非但不能动摇官僚体系，还不知道将来能否找到那样的设计。

其二，不能改变官僚队伍的基本构成。

民主出生的官员只占官僚队伍的极少数。 无论被选中的这些人多么有权力，权力的运作都必须依赖各级政府和各部门中的各种“长”和“员”，他们的数量庞大，民主地选出了领导，官僚队伍的基本结构不会改变。

其三，官僚体系的基本伦理是无法改变的

中国官僚体系的灵魂是行政伦理。 现代中国官僚体系行政伦理的最高境界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正式的，但现在无数“潜规则”是大行其道，这是非正式的。 问题是，这个非正式的东西在官僚系统内被广泛认同，事实上已经成为伦理，而且很多情况下这个非正式的东西已经成为正式的东西。 民主对此无能为力。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民主无法改变中国官僚体系的基本面貌，少数从“民主”中走出来的人参加，其中许多人将不可避免地被淹没在这片大海中成为一座小山。 这是许多非常“民主”的国家依然腐败盛行的原因。

其实，从古今东西的经验来看，专制体制或者一党统治(民主的粉丝们都说共产党一党统治也属于独裁范畴，这里姑且总结一下)并不一定是腐败，比如汉如唐如新中国。 民主政体未必不腐败。 例如，印度和菲律宾等。 中国文官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历代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以忠君爱民的行政伦理为灵魂，以科举考试对官僚体系的动态调整为辅助，以行政的自我纠正来救急(历史上称为监察，现在称为纪检) ) 毛主席时代发明了大众修正方法，试图在体系之外寻找比较有效的机制，但遗憾的是半途而废。 坦率地说，这是私欲之魔和公正之正的游戏，就像人类身体疾病和健康的游戏一样，可能永远没有终极答案。 民主主义无论看起来多么高尚伟大，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游戏面前，看起来都是渺小而脆弱的。

第二个问题:你能应对庸才和英才的困境吗？

中国官僚体系危机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劣质化的趋势。 简言之，就是充斥着更多的颦蹙低俗之徒和不学无术之辈。 文学作品面向公众的描写是直观和形象的。 大脑肥沃，满腹，但习惯谄媚术、骑马、行贿、嗜钱如命、鱼民徇私枉法、嫉妒、排斥异己……。

这是中国官僚体系由来已久的弊病，而且一个人建立的时间越长，问题就越严重。 对此，持有任何政治倾向的人都同意，只有程度的差别。 但是，在处理方法的选择上，各种主张大不相同。 民主人士认为，建立民主制度，实行民主选举，可以提升真正的社会精英，改变官僚体系中庸人泛滥的恶劣状况。

应该说这样的理想相当好。 理论上，民主应该达到这个目的。 有人这样形容美国的民主制度说:“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轻视。 他的干部制度，他的选举机制，可以确保决策者是精英。 我们中国的悲剧，从国家，到一个单位，很多时候有思想的人不决定，没有思想的人决定。 有头就没有座位，有座位就没有头。 与美国正相反，他宝塔前的体制正好提升了精英们”。 每次看到西方政治家不带稿子对着麦克风聊天，都要觉得中国很像！

那么，这样的好事还能通过民主主义嫁到中国吗？

我们认为这不过是希望。

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累的国家，这是自豪和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其中的文化糟粕和历史负担比想象中要重。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任何制度设计，更何况政治制度设计，都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不能从理论愿望出发。 客观地说，中国的官僚制度经过了两千年的岁月，关于制度本身的框架已经比较完善和成熟。 庸才和英才的困境经常出现或重演，不是制度本身，而是许多复杂社会关系作用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官场的“裙带关系”，表面上看是“裙带关系”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在中国 任何裙带关系的制度都是社会契约，都存在于真空之中，难以摆脱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民主也难以置身事外，必然受到这些势力的强势干预。 在这些势力的作用下，无论中国的民主理想多么清洁，最后的结果都是拒绝沐浴露拒绝冠者粉墨出场。 所以，从“民主主义”中走出来的人，也只是与英才庸才齐头并进，与现有官僚体系的性能没有两样，打碎了通过民主主义获取英才的理想。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 看看各部门的选举吧。 选举领导人当然要选择先进优秀的什么，哪张选票有多少公众信服力？ 从基层村长的选举来看，有多少家族势力、集体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在起作用？ 你以为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移植美国的总统选举就能改变旧貌吗？

民主无助于应对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庸才和英才困境，这就是结论。

第三个问题:低层大餐还是富贵者盛宴？

本来，“站在多数人的一边”，这是现代中国官僚体系的座右铭，与“为人民服务”同属于最高伦理范畴，二者将官僚体系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定位为“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人民公仆”一词由此而得 如果这些伦理得到顺利贯彻，官僚体系和社会大众就无法说真正结成鱼水关系，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遗憾的是，目前鱼与水的关系被一些人演绎成水火不相容的关系，“仇官”对中国来说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情绪，官民对立引发的冲突呈危险上升趋势。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官僚体系中，社会底层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现在当然不是了，但也达不到“主人与仆人”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中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这样，社会市民大众自然拥有的，或者天生拥有的选择权，没有实现。

实行民主主义——这是民主派给出的答案。 在他们看来，只有实行民主主义，才能向民众归还公权，才能成为市民大众，特别是下层社会的主人，官僚化体系与市民大众的关系从管理和治理的关系变成选择的关系。 “民主主义”其实是一种权利，也是大多数人的权利，简而言之，是人人享有的特别是社会底层享有的公共大餐。 这也是自古以来民主主义的魅力。

但是，我认为在现在的中国，这只是一个理想的愿望，实际上差别很大。 公共权利和回馈市民大众的民主主义，不会成为下层社会的大餐，而是富豪当权者的盛宴。

第一，民主必须支撑，支撑民主的是财富资本。

人民靠金钱支撑的是所谓民主主义模式的国家，其具体实践也表明，无论对谁来说，有多大的金融资本就能在多大的民主主义空之间实现多大的民主权利。 中国非但不例外，反而只会越来越严格。 在当今中国，金融资本不仅与官僚体系紧密相连，还与包括黑社会势力在内的其他社会势力紧密相连，事实上已成为惊人的支配力，进一步主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没有任何悬念。

其次，民主必须有人操纵，操纵者只能是富豪的当权者阶层。

民主主义是各种政治力量发挥的舞台，也是他们竞相操纵的大戏。 在中国，如果排除执政党监督的民主主义而实施西方民主主义，其操作的权利不会落入普通市民大众手中，而只会被各级各类大富豪当权者掌握，但中国大富豪当权者在其所拥有的精神文化底蕴下，不会将“民主”奉为王子公主，是什么？

第三，包括选票在内的民主形式将成为工具。

民主的重要性在于过程，过程很重要。 但是，在上述前提下，无论什么样的民主模板移植到中国，其结果都很难成为当权者手中依赖金融资本的工具。

因为，无论民主主义的理想多么光明，民主主义在中国都很难成为底层的大餐，除了干净的肉体，里面的五脏六腑只能成为富豪权贵争相享用的盛宴。

怎样才能为人民所用，真正为人民所用，历史有很多路径，各国都有各国的选择，但对中国来说，民主不是可靠的选择。

第四个问题:是激发活力还是制造混论

民主主义是自由的进程，其高潮就像祭典一样。 大型集会，热情的人们，一切都在燃烧。 这些都是西方民主主义给中国人看的场景，不仅成为民主派的广告，还吸引着许多年轻不安的心。 理论上，民主派还可以让民主带来自由和活力，积极空解放全社会的积极性，比较有效地提高公共权利机构及其成员的活力、吸引力和公共说服力，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讲话，演讲报告不会浪费

确实，每个社会都需要激发应有的活力。 不仅要激发经济活力，还需要激发政治活力。 死亡的空气阴沉沉的，马到齐的社会很悲伤。 用只有一个声音、几个声音的身体表演的社会也很不幸。 据说现在中国社会只是想发财的欲望膨胀，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活力特别是政治活力非常不足。

他说，这种对中国社会的评价可能是正确的，但民主能否比较有效地改变现状是个疑问。 中国社会活力不足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对此民主主义无能为力。

其一，民主无助于解决阶层固化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相当突出。 在现在的体制下，官僚体系“裙带关系”很严重，但是“中国的省部级干部几乎都是高官产生的，市里的县级干部几乎都是用钱买的，乡镇级干部几乎都是用酒和肉喂的，农村干部几乎都是拳击手干的！ 中国富豪基本都有背景”，官二代、富二代猖獗，但上下层通道没有完全封闭，起点也低，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但民主所提供的上下层通道并不比现行体制提供的大。 表面上，民主主义为每个人提供了上升的道路，但其起点却高得吓人，能够登上民主主义舞台(无论多么大的舞台)的表演的概率接近灵魂。 民主主义无助于加速上下阶层之间的流动。

第二，在民主主义的催化下，派系斗争有发展成内乱的危险。

民主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派系竞争。 但是，在中国，这种竞争很难局限在政治、口头、文案的范围内，网络上的争论都达到了约架的水平，引发了大热，派系竞争白热化后，在中国上演了那些社会现象，想想都毛骨悚然。

其三，民主主义给民族分裂主义如虎添翼。

公投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来说就像自杀之毒，这些都是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已经给中国足够的教训。 所以，笔者在《注意西方陷阱，抛弃西方模式》、《用假外力纠正内政，必将招致祸乱》等几个文案中强调，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维持现代大一统国家仍然依赖强大的中央集权，民主的作用相反。 如果超越历史阶段，大众化的民主化运动就有使大一统国家走向分裂的现实危险。

所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民主主义也不例外。 对于民主主义的活力利益，其带来的混乱压力很可能是中华民族今后历史时期所无法承受的沉重。

第五个问题:权利的再分配和财富的再分配哪个是当务之急？

现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不平衡的快速发展，各种不平衡都很齐全，需要必要的干预。 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大方面。 一个是财富分配不平衡，也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会引起“仇富”。 一个是公权力太大，所谓的无限责任政府，导致了“仇官”。 理论上，这两种不均衡都需要处理，甚至理论演绎的结论，不处理权利不均衡的问题，很可能无法从根本上处理财富不均衡的问题。

理论往往强调终极意义，追求最高的顶点，但实践必须重视过程，从实践的逻辑来看，当代中国的权利再分配和财富再分配到底哪一个是当务之急？

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对新生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已经不满足现有的财富积累和经济成果，这不仅要求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条件，也要求满足不断增长的政治需要。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乃至政府中不断增加这些人的比例，进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向他们敞开大门，热情接受富豪、资本家等无产阶级入党，是满足这种诉求的措施和途径。 但是，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该阶层还渴望加大权利再分配的力度。 其具体方法是民主主义。 当然，他们对中国的民主设计也不是简单的一步，而是希望走渐进的改革路线。 所以，说到改革总是会引起欢呼声。

但是，用改革来引导中国，比如男人引导女人，就像一步一步的，不管你发多少誓，都必须走近，最终还是会顺利占有。 所谓的改革也是如此，如果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最后一定会在“民主”中国结束。 所以，在他们看来，权力自然分配是头等大事，也是当务之急。

但是，中国很多农民、农民工和各种雇佣劳动者的需求在这里完全不同。 对他们来说，紧迫的不是政治状况，而是经济状况，这是改变他们生活的直接需要，因此，无论是“仇官”还是“仇富”，他们都聚焦于财富的再分配，认为这是考验政府性质的基本基准线。 他们需要政府动用公共权力，为他们支撑这一天空。

那么，哪一种需求是合理、准确和紧迫的呢？

从笔者的观点和感情出发，或者说不谦虚，从大多数中国人的好处出发，财富的再分配是当务之急。

“如果叹息，隐藏眼泪，哀民的生活将会多难。” 我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能再迅速发展了。 请不要对笔者说有钱人就有钱的规矩。 贫穷和有钱自古以来就是相对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差距是阶级的根据，是斗争的根源，这是历史反复解释的经验教训。

第六个问题:稳定性、民主主义和社会代价哪个更大

有人担心，虽然民主主义说了这么多坏话，但为了这种批评，即使进行重大改革，民主主义也是没有代价的。 现在的稳定，不是以相当的社会代价换来的吗？ 痛比痛坏。 为了民主主义，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十分值得的。

没错，维持稳定的代价确实很大。 我认为，这不仅是超过国防费的经费，更是在维护稳定的名义下，官僚体系与社会大众的矛盾激化而不是缓和，这是巨大的代价。 笔者认为，要遏制包括腐败在内的官僚系统的弊端，不能指望这个人系内部的人会自我觉醒。 修养是唯心的，教育是有限度的，惩罚警察和小偷一样的游戏。 另外，有人说应该简化。 有人主张应该将现有的官僚队伍和机构砍掉一半，也有人在公共汽车上制作副本，但这些更是微不足道。 为了更有效地处理问题，必须让这个人有切实的危机感，只有战战兢兢，才能兢兢业业地工作(说句题外话，关于不能不使用官僚系统，但不能不完善的问题，从来没有 但不幸的是，在维和的名义下，权力机构的肉体成为了无法控制的禁区，官僚们可以躲在权利的肉体里高枕无忧。 请想象一下。 很多人说文革期间到处都是败笔。 尽管如此，还是有没有被打垮的，也有没有被打坏的。 现在，如果老百姓造反了，有多少东西会被打倒而损坏呢？ 所以，从深刻的角度来说，维持稳定的代价可以说就像吃喝一样。

但是，尽管如此，民主主义的预期代价还是有可能超过民主主义的代价。 一位作家的评论正好如此，“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不再是是否民主化，而是如何民主化和如何民主化。 总的来说，民主政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 民主有共同的特征，但也有文化的特殊性。 从文化角度看，民主是一国一模式。 民主最早起源于西方，并传入世界各国。 在这一传递过程中，民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发生了多种方法的变革。 民主主义如果能符合一个社会的文化，其运作就会有效。 但是，如果不符合这个社会的文化，民主主义的运营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政治就会瘫痪。”

我认为，导致政治瘫痪还不是民主在中国的最大代价，更大的代价是西方方法的民主冲击乃至破坏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 这是几乎可以预测的结果，不会让中国停留在政治瘫痪上，有可能让整个国家陷入震惊。 这样的代价太危险太大了，有历史无法承受的沉重。

所以，不要认为民主事业在中国举步维艰是哪个集团及其人民不放弃统治的问题，或者是所谓“极左势力”的阻挠。 问题真的没那么简单。

问了这么多问题，笔者自己有什么结论性意见吗？

我认为，如果治世就像治病一样，治病就需要对症下药，不仅仅是吃了错误的药，结果病就好不了的问题。 治世也是如此，必须比较自己的国情和文化。 马上拿西方的模板、普世价值、人类法则来压制人，是没有说服力的。 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完美不完美的问题，“反而不完美的改革”这个命题不成立。 因为如果不对症下药，很可能就不再是完美不完美的问题，而是没完没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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