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监会称监督权缺乏 现机制下查不了“美美”们”

昨天，红监会委员袁岳(左一岁)接受了记者采访。 本公司开发

去年，中国红十字会遭遇“郭美美美事”，陷入信任危机。 为了面对公众的质疑，公开透明地行使红十字会的职责，去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成立。 但是，短短半年后，由于对郭美美重新调查的反复、自己定位的不明确、委员被曝光与红会的联系等，红监会受到了加强的讽刺。 昨天，红监会召开媒体见面会，称该组织被重新定位为红会与公众“信息表达的桥梁”。 从最初章程中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到现在的“信息表达的桥梁”，红监会的委员们也很烦恼。

赤监会

无法调查“美美”们

昨天，红监会宣布，经红监会6月9日全年会议讨论，红十字会决定协调相关部门，调查可能被发现的“郭美美美事”相关新证据，欢迎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新证据。 这个决定意味着红监会本身不会重新开始“郭美美事”的调查，这个结果和公众的期待相差甚远。 几位红监会委员表达了同样的意愿。 在目前的机制下，用于监督红会的红监会缺乏比较有效地行使监督责任的权力和能力，不仅要重新调查“郭美美”，即使出现了其他“美美”们，红监会也很难展开调查。

职能是“信息表达的桥梁”

关于红监会是怎样的组织，红监会委员杨团在6月9日的会议上表示，红监会与红会的关系被定义为“专业桥梁”。 红监会是公众、媒体、红会信息表达的专业桥梁，是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专业性、建设性平台，以真实客观的存在为基础，真实揭示公众、媒体提问、红会的各种情况。 专家要合理分析红会的问题，提出专业建议、建议后，进行跟进，提出处理的途径。 一位委员承认，红监会开展的小业务难免要花一些钱，这笔费用的一部分由红会支付。 这不会影响红监会的独立性。 “当然，如果我们的基金来自社会专项捐款，将有利于独立”。

不参加红会项目

赤监会委员相继表明与赤会有上千种联系。 黄伟民红监会委员表示，红监会成立时，首要因专业安排、社会公众信服力、热心公益等因素邀请了16名委员。 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红会的课题研究，或者为红会提供咨询服务，但是在任时大部分人的工作都完成了。 在他们担任委员期间，所有的工作都是志愿者性质的，得不到任何报酬。 出于对利益关系的敏感性，6月9日，红监会通过委员守则规定，在担任委员期间及卸任后1年内，不得参加红会项目提供有偿服务。

四问红监会

第1季

为什么不调查“郭美美的事”？

委员金锦萍:我们认为，我们没有法律认可的调查权，只能要求红会协调国家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要重新开始调查，首先需要国家公权力部门的介入，其次需要比上次调查更新的证据。

袁岳委员:当初红会报警了，但根据警方调查，红会也无权传唤当事人进行调查。 如果我们再报警，警察说也调查过了，需要新的证据。 所以欢迎社会提供新的证据。 我也不太清楚“郭美美的事”，但重新调查需要新的证据。

第2季

如果没有调查权，红监会能做什么？

委员金锦萍:目前红十字会法律关于监管问题的规定严重不足，在治理结构、财产规则、财产标志的采用、新闻公开等方面缺乏规范，红会与政府的关系、总会与分会的关系也不尽如人意。 如果没有确定的立法保护，我们如何行使监督的权力和职责？

委员团:我们不是监事会，也没有得到会员代表大会对监事会的同样授权来监督理事会。 最多只有提案权。 我们现在的权力不过是执行委员会所设的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决定了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搭建平台。

第3季

红监会的独立性是否有资金保障？

黄伟民委员:红监会受红会委托监督，委员自身未得到报酬，但红监会业务所需的运营费用由红会承担。

委员岳:我理解的红监会的独立，不是大家理解上的独立。 首先不是独立法人，没有独立运营的费用，不是完全独立的机构，是受红会邀请相对独立的机构。 对于独立钟表，现在我们不依赖红色吃饭。 如果让红色做的话，我们认为不应该，可以发起挑衅。 但是，这有机制的缺陷，如果有独立募集的公共资金，该资金的保障将更有助于我们的独立性。

第4季

红色会引起问题。 谁监督？

委员岳:红会只是法人，公众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对其进行监督，并要求警察立案，但也需要对此提出证据。 像《郭美美美事》一样，如果有人提供新的证据，红监会可以要求红会重新开始调查。

委员团:红会由行政方法管理。 如果改革了，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组织改革的一部分和突破口。 我们认为，为了红会受到监督，红会必须设立监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赋予监督理事会的权利。 下次会议是明年10月，所以我们正在改革的过程中。

专家组的评论

徐永光:我不认为赤监会能做多么大的事

昨天，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认为，基金会背后的监察委员会是积极的探索。 (监察委员会) )它既不是法定的，也不是章程。 如果有调查的权限，谁赋予其权限？ 谁代表政府还是什么机构，谁接受你的调查？ 那个应该去调查，没有调查的资格。 ”徐永光说。

“现在，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和人们原来想象的相差甚远。 还是给监察委员会一个探索的机会吧。 本来红会的改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件。 ’徐永光坦言，他不认为这个监察委员会能办大事。

“关于‘郭美美一事’，如果有新的证据，监察委员会将督促红会进行新的调查。 如果没有新的，原本已经调查过了，但郭美美得出的结论是和红会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花红会的资金。 那么，现在已经得出了调查的结论。 不需要重新调查。 ”徐永光说。

注意

各种各样“纠结”的红监会委员们

昨天的红监会记者招待会，就像成为了委员们的吐槽会一样，对于媒体咄咄逼人的询问，红监会委员们就自己服务的组织和自身身份进行了种种“纠结”。

委员杨团

红监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我对红会很了解，所以被邀请担任红监会委员。 坦率地说，(被邀请)也有纠葛。 烦恼的是，红监会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 ”委员杨团说。

关于红鉴会是否为独立的“第三方身份”的问题，红鉴会章程第二条中明确记载“以第三方身份监督中国红十字会的有关工作”。

杨团用了“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名字，但认为我们的本质是专业的桥梁，是建设性的平台。

为什么雷德需要通过第三方来表达信息，而不是直接面对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和疑问呢？ 杨团说:“红会不是没有直接的信息表达吗？ 但是，现在红会确实需要专家的帮助，很难表现为媒体信息。 这与红会在《郭美美美事》中受重伤有关。 所以，红色要有点公众信服力，专业性强，帮助来自各方面的人处理问题。 ”。

委员袁岳

我为什么要蹲这个“浑水”？

由于自己的企业参加了红会博爱家的自我评价项目并领取了报酬，委员袁岳的独立身份也受到了质疑。

“但是，考虑到我作为红监会委员的作用，我自己对社会的期望其实估计不足，必须特别反省。 我们也决定将前期收到的红会第一笔钱返还给红会。 ”。 袁岳先生说:“因此，我个人和我所属的机构在我担任委员期间或不担任委员期间，都不接受红会的任何项目。”

袁岳先生实际上在当初被邀请担任红监会委员时说:“我觉得大家都很烦恼，但感觉像‘浑水’，不敢踏入。” “坦率地说，第一，我们不依赖红会吃饭。 第二，对红会的一点事也有意见。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浑水呢？ 要说为什么，那是因为红会现在总是被质疑，但客观上被公众推进了很多。”

委员会委员金锦萍

要不要辞去的委员职务？

“我身份的重叠问题，也引起了大家的疑问。 其实，我也在想红十字基金会理事的身份会不会影响他在红监会中的作用。 ”。 而且，兼任红基会理事和红监会委员的金锦萍也表达了自己的“纠结”。

金萍在自己的双重身份继续受到质疑的情况下说:“对我来说，辞去志愿者的身份并不困难。”

但是，金锦萍表示要“坚守”。 “我们的委员今天也多次在这里。 表示对红会事业有信心。 对于红会工作中的一些小错误和失误，我们也不想发生。 但是，我们怎么保障它不会发生呢？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 我们要改革红会，建设章立制，帮助这个事业不断完善。 ”

京华时报记者李秋萌韩旭综合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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